小论出书“雅腐败”的治理

小论出书“雅腐败”的治理（原创）

2025.05.10

警惕官员出书“雅腐败”。有些官员利用权力资源将书推销给所辖机构及个人，然后名正言顺地笑纳卖书款。某官员的《平安经》流传到网络后，出书演变成官场大肆吹捧的舆情事件，贻笑大方。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面就会争相仿效、迎合。公款出书也是一种隐性腐败，粗制滥造的书要么没开封就直接进废品收购站，要么被当事人“束之高阁”。肤浅之作则成为一种文化垃圾。中央部门有关人士表示，内地未来将严格限制现职领导干部“著书立说”，以刹住官员腐败新温床，遏制粗制滥造“出书风”。

必须禁止领导干部违反规定用公款个人出书，防止各级党政官员利用职权和影响在出书中谋取不当利益。但现在出书热成了官场上官员披上文化外衣附庸风雅的怪癖，也形成了一种新型腐败方式。出版机构利用公款出书崽花爷钱不心疼的心态，开出了远远高于市场价的天价，造成公共资金的巨大损失。据报道，郴州原市委书记卖书挣三千万，出书成腐败新手段，“学者型”贪官为数不少。某些官员硬性摊派给下属单位，遇到跟他意见不同，不愿意买书的人时，或破口大骂，或采取给下属穿小鞋的方式进行报复。

建议各级纪检部门查一查，并出台规定：今后，官员出书、卖书不得利用职务便利。莫让“出书”成为变相腐败。利益冲动催生官员的出书热已成反腐败新课题。建议领导干部出书至少要经过纪检监察部门备案，由纪检监察部门加大对官员出版情况的监督力度，妥善处理版权归属和稿费归属。“雅腐败”看起来高雅阳光、精神文明，但实质上与其他腐败行为没有区别，只不过是包装得更隐蔽更“高明”一点而已。出版机构利用公款出书者“花公家的钱不心疼”的心态，开出的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甚至与相关单位合谋套取国家资金。

官员公款出书这种腐败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不易引起别人注意，法律风险比较小。某贪官撰写的书籍竟然卖到了每本566元的天价。借出书之名、行敛财之实，极为群众痛恨。官员作家出书搞腐败为人不齿。公款出书作为一种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的隐性腐败，不少国家为制约滥用行政权力，纷纷从立法的高度严禁官员任内出书，我国也亟待出台规定规范公款出书行为，以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对这样的隐性腐败，应当“零容忍”。文以载道，而不是承载贪婪。社会应该反思，如何加强一把手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

2005年3月，四川省委、省政府明确划定领导干部出书的“红线”，要求“未经组织批准，各级党政干部不得以个人名义参与出版物的编写工作，不得在出版物上挂署党政职务头衔，不得利用职权和影响在出书中谋取不当利益。”官员出书腐败作为权力异化形式，其本质是以文化创作之名行权钱交易之实，譬如通过摊派销售、强制购买等手段牟利，他们利用职务便利去实现利益交换。必须提防官员虚增出版成本套取资金，部分出版机构与官员勾结抬高定价，通过虚构印刷量、虚列编审费等方式侵吞公款，或直接挪用公款支付个人出版费用。

这种腐败滋生的逻辑是什么。一是通过出版著作塑造“学者型官员”形象，为职务晋升提供背书。二是将书籍作为“合法”敛财工具，规避传统受贿形式的风险。三是追求“文化名家”身份认同，构建雅贿利益链。必须填补这方面的制度漏洞。如出版审核机制缺失，对官员署名著作缺乏专业评估；经费监管松散，公款出版项目易被异化为个人牟利渠道；职务影响力延伸缺乏制约，权力辐射范围模糊。建议规范出版程序，推行官员著作出版审批备案制，将公款出版纳入政府采购审计范围，实行印刷量核查与定价听证制度。

治理需从出版定价机制、财政拨款审计、职务行为约束三方面建立制度防火墙。推行官员著作出版前双重审查机制，由组织部门审核内容合规性，纪检监察部门核查经济往来。官员出书必须公款使用透明化、公众监督常态化。开通公款出版违规举报专线，对查实的线索给予举报人最高10万元奖励。实施《公职人员出版活动管理办法》，严禁官员在出版物中使用党政职务头衔，切断权力与作品的利益关联。在出版审批环节嵌入廉政警示模块，要求拟出书官员签署《廉洁承诺书》，系统自动关联个人廉政档案。

为了切断利益链条，对变相摊派行为应该按受贿论处，虚增印刷量按贪污论处。明明是食腐动物，干嘛非要侮辱一个“雅”字。官员出书的廉洁榜样应该是毛主席而不是邓小平。毛主席的稿费成为党产，邓的稿费成为子女继承的私人遗产。毛主席的稿费来源于国外，邓小平稿费来源于国内。毛主席一生都反对文章由秘书代写，邓小平则恰恰相反。毛主席逝世以后，稿费就全部上交给了国家，没有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一分一毫。赵树理写作不在意稿费多少，只要广大农民读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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