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0号 ” 大院里医生的故事 ……

       很长一段时间来，上海“ 宛平南路 600 号 ”是一个被人忌讳提起的名字，这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所在地。不过近年来，人们对心理和精神健康的需求越来越突出，“ 600号 ”也随之“ 出圈 ”，过去“ 以看精神科医生为耻 ”的现象逐渐淡化，心理门诊的需求量也开始激增。

       从“ 谈 600 号色变 ”到“ 门庭若市 ”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门诊部主任 王勇 告诉记者，自 5月底 以来，医院宛平南路大门口每天进出车辆都会大排长龙，一到周末车辆就更多了，这还是在外地来沪就诊患者减少的情况下。

       据王勇介绍，截至 7月 底，该院的住院和门急诊服务已基本恢复到疫情前 70% 左右的水平。而针对儿少、老年、睡眠 等亚专科服务，以及高端心理治疗等特需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大，因防控需要等对服务提供模式、新技术应用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王勇 管理“ 600 号 ”门诊部已经有第十个年头了，经历了精神卫生行业在中国的变迁。他告诉记者，过去很多人去精神卫生中心，总怕被误以为是得了“ 精神病 ”，还担心会留下记录、进入档案、影响找工作等等。

       “ 大家知道在上海医疗资源是最为丰富的，托熟人看病的现象也很多见，但以往托我看病的人真的不太多。” 王勇 告诉记者，“ 即使有也往往像搞 ‘ 地下工作 ’，怕被别人知道，究其原因主要还是 ‘ 病耻感 ’作祟，这些担心实际上是毫无必要的。”

       据他介绍，这几年来，就诊 精神卫生中心 的人明显增加了，很多医院的干部和专家也都会找到他，希望解决一些 情绪 和 睡眠 方面的问题；也有一些未雨绸缪的家长找他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 我们很高兴看到这种变化，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公众的重视。” 王勇 对表示，“ 并不是说来问诊的都是得了病的，但是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近些年发病率日益增高，这会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王勇 长期研究 抑郁障碍 和 睡眠障碍，从他近期的接诊情况来看，与疫情相关的以下几类的患者明显增多，主要包括：原有疾病恶化或者复发、情绪障碍 （ 例如孤独无助、无聊无趣、悲观绝望、自责自卑、烦躁易怒、兴奋话多等情绪变化）、神经症性障碍 （ 例如疑病症状，焦虑症状、强迫症状等 ）、睡眠障碍 （ 例如入睡困难、眠浅多梦、早醒、日夜颠倒等睡眠节律紊乱 ） 以及应激障碍等。

       “ 疫情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种重大应激事件，尤其是整个社会层面都出现了很多变化，人们因此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是非常正常的。” 他告诉记者，“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诊疗水平的提升，在大多数情况下，患者是可以通过治疗摆脱病痛的。”

       “ 网红书记 ”自称有些“ 凡尔赛 ”

       说到“ 600 号 ”，就一定要提一个人，他就是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党委书记 谢斌。谢斌 曾因一句“ 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 ”成为“ 600号 网红 ”。

       在今年上海疫情期间，谢斌还说了“ 隔离期间不要有浪费生命的负疚感 ”、“ 即便居家生活也不能潦草 ”等金句，拉近了心理健康专业服务和普通大众需求之间的距离。

       谢斌 自毕业后就一直在“ 600号 ”任职，虽然是四川人，但他对上海拥有深厚感情。他现在每天工作完最大的放松就是沿着黄浦江西岸夜跑。

       疫情持续近三年以来，医务人员的压力很大，不仅要面对患者，还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作为这样一个团队的领导，谢斌称自己有些“ 凡尔赛 ”。

       “ 我对我们的员工的心理健康总体上比较  ’凡尔赛  ’地充满信心。我们医院传统上也比较重视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不给人太大的压力。” 谢斌 对记者表示，“ 我们的医院文化建设强调整体能力，有这样一种整体心态，我们就可以尽可能地避免  ’内卷  ’。”

       谢斌 称，作为精神心理专业人员，基本上都经过长期的职业训练，能够把工作和生活区分开。“ 我们也相对更容易觉察自身的情绪等问题，知道很多自我调整的方法，包括在实在走不出来时，主动寻求同行的医生为自己做治疗，甚至也有使用药物治疗的。” 他告诉记者。

       此外，“ 600号 ”也有专业的机制来保障本专业人员的心理健康，比如心理咨询和治疗人员有定期开展督导的机制，接受有经验同行的分析和指导，包括处理自身的心理困扰。

       他告诉记者，为满足更加多样化对心理需求，目前业内正在开展由资深专家领衔的“ 长程心理治疗 ”，尤其如精神分析治疗、动力性家庭治疗等新领域的治疗。

       “ 这是一种新兴的高端服务形态，主要是针对改善自身人格缺陷等心理功能，或者对抑郁等病后心理康复效果要求较高，而且对隐私保护较为重视，自身经济条件又能够支撑较高收费标准的人群进行的。”  谢斌 向记者介绍称。

       近年来，“ 600号 ”出圈，除了热销的月饼、咖啡之外，各种电商平台上都在卖与“ 600号 ”相关的文创用品，例如 T恤、“ 出院留念 ”茶缸等，其中有真有假，但不管如何，“ 600号 ”已经成为了上海的一种文化符号，这也是 谢斌 引以为傲的。他将这种现象归功于 6年前 医院开始的一波转型。

       “ 2016年起，上海精神卫生服务开始经历向心理健康服务的转型，传统精神病院是这波转型的主力军，也是最坚固的堡垒，社会对我们有了更多需要、也有了更高要求。”谢斌 告诉记者，“ 作为服务提供者，我们过去习惯等病人被五花大绑送上门，习惯以监护人的姿态看待服务对象。现在，我们需要转身站在服务对象的角度来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心理健康服务？ 尤其今天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人群，这些玩抖音、王者荣耀、虚拟现实 VR 长大的人，我们要试图理解他们眼中的心理健康服务是什么样的。”

       新冠的“ 病耻感 ”尚未消除 ……

       就在8月14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的 10名 医护出发前往三亚抗疫。守护患者和医生的精神健康，一直是“ 600号 ”在新冠疫情中担负的重任。

       在上海生活回归正常后，谢斌 曾多次呼吁，社会应给予 新冠康复者 关怀和尊重，解除“ 心理防备 ”，消除他们的“ 病耻感 ”。

       在他看来，不仅仅是重大传染病，任何天灾人祸，比如战争、洪水、地震，只要波及范围够广、影响时间够长，都可能在人群中导致心理问题的上升。

       “ 这些重大事件在急性期，一般是由于突然的心理刺激，导致恐慌、焦虑等情绪问题； 在慢性期，则主要是环境、日常生活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无望无助等导致的焦虑抑郁甚至烦躁易怒、冲动，有的人可能铤而走险产生自残或暴力攻击等行为。” 谢斌 说道。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患者体验与智慧医疗部 主任 陈俊 告诉记者，由于长久以来对精神疾病的歧视和“ 病耻感 ”，很多医院为了让老百姓更好理解和接纳，有称之为“ 心理科 ”的，也有叫“ 精神心理科 ”、“ 心身科 ”、“ 心理咨询科 ”等等。

       “ 虽然有不同的叫法，但是目的都是为了不要歧视疾病，更不要歧视患者。” 陈俊 对记者表示。

       陈俊 在“ 600号 ”工作了 20多年，早已关注到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问题。他曾在汶川大地震时赴灾区进行灾后心理重建方面的支援；在新冠疫情暴发早期，陈俊还前往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隔离区进行支援； 这次上海疫情期间，陈俊支援了上海六院。

       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有了比别人更深的思考，尤其是对“ 歧视 ”的 社会文化现象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与其他灾难性事件不同的是，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往往会割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导致社会的撕裂。”

       陈俊 举例称，他在对 新冠康复患者 的门诊随访中，明显感受到 新冠康复者 的一些困惑。例如一位之前重症康复的老伯向他倾诉，自从回家之后，邻居见他都躲着，导致他几乎不敢出门，包括家里人也基本不出门，以往融洽的邻里关系在他得病后疏远了。

       陈俊 对记者表示：“ 其实这种歧视不仅仅针对病毒和患者，甚至所有与此相关的事物都会受到牵连。”

       在应对 新冠危机 干预的过程中，陈俊 曾与一线医护人员并肩战斗，但是当身着“ 大白 ”的他真正出现在封闭的隔离病区中，仍然会遭受异样的眼光。“ 一些人不理解，看到我们这些  ’大白  ’甚至会情绪激动，认为我们是  ’有害  ’的，可能携带病毒，宁可不需要我们的帮助。”陈俊 有些无奈地告诉记者。

       他强调，人们要防范两个病毒，一个是 新冠病毒，一个是我们 心理的病毒。只有从科学的角度去认识疾病，了解疾病，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战胜病毒，迎来疫情后的心理重建。

       儿少精神医生仍然稀缺

       谢斌 对记者表示，疫情之下的精神健康工作，有很多新情况需要面对。“ 有些需求并不是真正达到诊断标准的严重问题，求助者可能只是为了换取倾听；再比如，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疫情期间显著增加，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他说道。

       由于平时儿少 （ 儿童青少年 ） 精神科服务资源配置相比成年人精神科要少很多，这方面需求大幅度上升，使医院的医护人员、床位都显得格外紧张。谢斌 介绍称，“ 600号 ”原来仅拥有 儿少病房 20张 床位，今年 7月，又在闵行院区新启用了一个 34张 床位的儿少病房，仍然供不应求。

       拥有 20多年 从业经历的 程文红 现在是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儿童青少年精神科 主任。她告诉记者，当年自己选择精神科从业时，很多大学同学对这门学科还是比较避讳的。

       “ 我从来就觉得这个领域很重要，要让大家理解它。” 程文红 对记者表示，“ 近十年我明显感觉到随着社会的进步，互联网发展，年轻人越来越愿意接受。青少年愿意主动接受心理咨询的人、向父母提出来的人数不断有增加，甚至还有小学生，他们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接纳与开放度明显高于父母辈。”

       程文红 曾遇到一位老人，反复来医院“ 打探 ”，不放心让孙女来心理咨询，怕被学校误解歧视。“ 最后孩子来就诊后，在学校里开心地告诉同学自己有心理医生了，后来老人又介绍另一位小患者来就诊。” 她告诉记者。

       从今年的这轮疫情开始以来，她也接到很多家长的咨询，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孩子在居家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家长非常着急，比如由于缺乏学校老师的监督，孩子在家学习学不进去，出现了  ’学习困难  ’。” 她告诉记者。

       近期一些医院近期也开设了类似“ 学习困难 ”门诊。对此，程文红 表示，学习困难只是一种表象，背后有各种原因。“ 在临床上，广义的学习困难是指各种精神症状、行为情绪问题等导致学习功能受到影响，狭义指学习技能相关脑功能障碍导致极端偏科等。这是长期存在的临床问题。” 她向记者解释称。

       程文红 强调，对于学习困难的儿童青少年，需要找出表象背后的症结给予治疗，家长不能对此报有不恰当期望。

       像 程文红 这样的儿童青少年医生在国内极其稀缺。根据 2019年《 柳叶刀 》刊发的一项数据，我国儿少精神科专业医生数量不超过 500人！不仅如此，国内的优质儿少精神科医生的确大部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大三甲医院。

       谢斌 向记者解释了合格的儿少精神医生数量如此稀少的原因。他表示：“ 一是因为儿少精神专科医生历来属于小科而未得到重视与培养，第二是执业大环境不佳，儿少精神医生收入相对其他科室没有竞争力，但工作压力和责任反而更大。”

       谢斌 援引最新数据称，虽然到目前我国儿少精神科医生已增长到了 上千人，但与庞大的需求相比仍是杯水车薪，而且迄今仅有不到 6% 的精神专科医院开设了有住院病房的儿少精神科，比老年精神科 12% 的开设比例更低！“ 专科医院都不开设相关的科室，其他医院就更没有了。”谢斌 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即使是上海，也只有儿科医院设有儿保科或儿童心理门诊，但数量非常少，例如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华医院和交大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市儿童医院等。

       相关儿童医院人士告诉记者：“ 儿保科顾名思义偏保健，主要靠门诊，大部分就是咨询下，结合儿童的生长发育情况，没有手术、检查，也不能随便用药，效益偏低。”

       谢斌 对记者表示：“ 现在批准用于儿少的特色诊疗项目少，那么开展科研也较为困难，晋升等方面就受到一定限制，职业发展存在天花板。” 他强调，作为一种以助人为生的职业，培养职业认同感、职业荣誉感和成就感也极为重要。

       据 程文红 观察，近几年这种现象正在改善，越来越多精神科医生也对儿少科感兴趣，尤其是在一些毕业的医学生中，男生愿意从事儿少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的人也开始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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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号成网红了，难以置信

蓝莓糖 发表于 2022-8-14 19:17
600号成网红了，难以置信

在上海，宛平南路600号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

阿东 发表于 2022-8-14 20:21
在上海，宛平南路600号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

被社会冷漠嫌弃还是被社会热情关注 ？

在阴暗潮湿的桥洞默默死去还是在温暖的病床得到救治 ……

社会上（ 论坛中 ）的病友如果能享受 600 号优质资源应该额手相庆实属幸运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