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谈些主义 多做些民族复兴 世界的大唐帝国

       如何理解 唐朝 的世界性

       笔者认为，唐朝 广阔的疆土，使它在战略上必须 重视 民族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不仅要建立防守反击的边界体系，还要以综合国力参与境外角逐，甚至争夺亚洲霸主地位。作为当时的一个“ 超级大国 ”，唐朝非常注意中外交流，密切国与国之间的联系。除与中亚的 康国、安国、石国、曹国 等维持朝贡关系外，新罗使节 到 唐长安 89 次，阿拉伯 大食使节 进入长安约有 39 次，拂菻 （ 拜占庭 ） 使节有 7 次，师子国 （ 斯里兰卡 ） 使节有 3 次，日本遣唐使 有 14 次，林邑 24 次，真腊 11 次，至于史书记载 次数不详 的 朝鲜 （ 高丽、百济 ）、婆罗门 （ 印度 ）、泥婆罗 （ 尼泊尔 ）、骠国 （ 缅甸 ）、波斯 以及 西亚、北非诸国，遣使 来朝也非常 普遍，因此唐人的视野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开阔。

        唐朝 法令 规定：“ 凡蕃客至，鸿胪 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 ”，并要求外国使者说明道路远近、国王姓名等。对外国使节的往来迎送也有明确规定 :“ 诸蕃使往来道路，公私不得养雇本蕃人及畜同色奴婢，亦不得充传马子及援夫等 ”，不允许唐朝 地方政府 和 私人 雇用外国使臣携带的随从以及侍候奴婢，这样既保证外国使节的旅途往来人力，又防止向外国泄露唐境内重要情况。

        唐政府 也频繁地派出使臣出访周边各国，并划拨政府专项费用给予支持。武后 圣历三年 （ 700 ） 诏令 :“ 东至 高丽国，南至 真腊国，西至 波斯吐蕃 及 坚昆都督府，北至 契丹、突厥、靺鞨，并为入蕃，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 ” 开元 四年 （ 716 ），唐朝廷 又规定 :“ 靺鞨、新罗、吐蕃 先无里数，每遣使 给赐，宜准七千里以上给付也。 ” 唐朝出使 北天竺 （ 印度北部 ） 的 王玄策，出使日本的 郭务悰，出使 吐蕃 的 李道宗 等，都是著名的 外交家。

       唐长安 设有外交机构 鸿胪寺 和专门接待外国宾客的 礼宾院，不仅负责一切接待事宜，而且在使节入唐后负责资粮供给。《 唐会要 》 卷一〇〇 记载证 圣元年 （ 695 ） 敕令 :“ 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 等国使宜给 六个月 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 五个月 粮。林邑国使，给 三个月 北朝时期 东罗马金币，1973 年 吐鲁番 阿斯塔那墓地 191 号 唐墓 出土粮。” 对西南海路来访的使节，唐朝还供给 海程粮。正是这种大国优惠政策，使唐朝出现了“ 万国来朝 ”的盛况，远交近访频繁不断。

       唐朝 的世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允许参政做官

       唐王朝 从 中央政府 到 地方州县，都有 外国人 或 异族人 担任官职，如京畿道委任的 715 人次 刺史中，异族有 76 人次，占十分之一强，尚不包括 早已同化者。安国人 安附国 其 父 朏汗 曾任 维州刺史、左武卫将军，后迁升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封定襄郡公。安附国 本人为左领军府左郎将，后授上柱国，封驺虞县开国男。他的两个儿子分任右钤卫将军和鲁州刺史，一家三代在唐朝做官。康国商人康谦在唐玄宗时被授予安南都护，后又为试鸿胪卿，专知山南东路驿。高丽人高仙芝在唐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为唐开拓西域立过大功。另一高丽人王毛仲，也官至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进封霍国公，曾是唐玄宗时皇家禁军的首领。日本的阿倍仲麻吕留居中国 50年，改汉名为晁衡，曾任左补阙、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等职。龟兹人白孝德，因累立战功，官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鄜坊邠宁节度使，历检校刑部尚书，封昌化郡公。波斯人后代李元谅曾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越南人姜公辅，在唐德宗时担任翰林学士，曾一度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居宰相。新罗人金允夫、金立之等也都在长安宿卫任官，金云卿曾任兖州司马、淄州长史等。唐朝大胆起用外族和外国人入仕任官，采取“兼容并包”的用人政策，无疑是其国际性眼光的表现。

       |  重用藩将统军

      唐朝 前期开疆拓土和后期平叛定难，大都通过提拔与重用各民族“ 蕃将 ”。《 新唐书 · 诸夷蕃将传 》 列入许多著名人物，出土的“ 蕃将 ”墓志也很多，如 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忠、执失思力、哥舒翰、白元光 等为 突厥人，契苾何力、契苾明、仆固怀恩、浑瑊、李光进、李光颜等为 铁勒人，泉男生、泉献诚、王毛仲、高仙芝、王思礼、李正己及其子孙李纳、李师古、李师道等为 高丽人，黑齿常之为 百济人，突地稽、李谨行、李多祚、李怀光等为 靺鞨人，论弓仁、论惟贞祖孙为 吐蕃人，尉迟胜、尉迟敬穗、尉迟青、尉迟伏阇信等为 于阗人。来自昭武九姓诸国的更多，如安金藏、安禄山、史思明、康日知、李抱玉、李抱真、白孝德、何进滔、何弘敬等。此外，还有出身党项、沙陀、契丹等民族的蕃将。这些在唐朝任职的武将，有的入朝听命中央调遣，有的为边疆都督、都护或节度使，担任一方军事长官。唐玄宗时以外族将领32人代替汉将，更是将他们作为支撑帝国大厦的重要柱石，肩负着内护京师、外备征御的重任。东突厥汗国的阿史那社尔等，铁勒的薛咄摩支等，契丹的李楷固等，百济的沙吒忠义等，都担任过朝廷禁军高级将领，连西域诸国和新罗、渤海等入侍质子也都配授禁军诸卫郎将。如蕃王子弟婆罗门（北印度）翟昙金刚、龟兹王子白孝顺，吐火罗（今阿富汗）王那都利第仆罗、于阗王尉迟胜等都在长安朝廷留充侍卫，官至大将军等。许多蕃将及其后裔被唐王朝“处之环卫，委以腹心”，不仅赐姓封王，赐婚尚主，而且陪葬帝陵，官爵世袭。唐代的军事活动，动员了很多外来民族的“ 降户 ”或“ 归化人 ”，在蕃将率领下防守反击，这是唐朝“ 羁縻 ”政策为其国际战略服务的特征。

       |   法律地位平等

      按《 唐六典 》 记载，盛唐时有 70 多个国家与唐王朝经常往来，外国人 在唐朝居住者众多，难免有违法犯罪现象。唐朝对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所发生的法律纠纷，有专门的法律规定：“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 唐律疏议 》 解释，化外人，即谓“ 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这就明确表明，凡是外国人，同一国家 侨民之间 的案件，唐朝政府尊重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根据他们的俗法断案，享有一定的 自治权；而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侨民在唐境内发生的纠纷案件，则按唐朝法律断案，在法律地位上与 汉人 完全平等，没有特别的治外法权。这种 涉外立法，分别体现了当代立法的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的原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   保护通商贸易

      贞观 元年（627），唐朝 开放 关禁:“ 使公私往来，道路无壅，彩宝交易，中外匪殊。”贞观 四年，西域各国派遣商使入唐，由于“ 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 ”，此后，沿丝绸之路而来的西域、波斯、大食等国商旅源源不断进入河西与长安，海上商船也长久不息地到达中国。唐王朝对通商贸易非常重视，采取措施保护利用，不仅在西域驻扎军队保护商旅安全，而且收取较低的商税。开元 七年（719），唐朝规定:“ 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 ”。这是指关税，而商税一般为 2%—3%，可能实行每千文征收过税二十、住税三十的制度。S.1344 号《 唐户部格残卷 》 记载垂拱元年 （ 685 ） 敕：“ 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开元 二十五年，又在 《 关市令 》 中规定各国蕃客往来中国，根据其装重，在第一道入关口检查后，其余关口再不必重复检查。至于外国商人在边境互市，要由互市官司检验，交易时官司要先与外商核定物价，检查商品，然后交易。中唐时期，唐政府对海上贸易也采取轻税保护政策，太和 八年（834），唐文宗 下诏对“ 南海舶 ”，“ 接以恩仁，使其感悦 ”，“ 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观察节度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奏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大批 外国商人 经由陆路海道来到长安、洛阳、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运来香料、药材 和 珠宝，带走 丝绸、陶瓷 等物品。刘展 反叛，入扬州大肆抢掠，“杀 商胡波斯数千人”，可知胡商聚市人数不少。

       在 长安 的许多胡商以经商致富而闻名，如敦煌文书记载 : “ 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骁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侯王。”史婆陀就是世居长安的粟特人。正因为唐王朝对外商持优惠政策加以保护，有时甚至给予特殊照顾，鼓励交易，每年冬季都要给“ 蕃客 ”供应三个月 柴炭取暖，所以胡商乐不思蜀，“ 安居不欲归 ”。长安 有胡商以十万贯买武则天青泥珠，有商胡以一千万买宝骨，西市成为外商的聚居区，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店肆铺邸，还举质取利放高利贷。唐文宗时曾责令汉人偿还“ 蕃客本钱 ”，不得停滞交易，使外商遭受损失，“ 方务抚安，须除旧弊，免令受屈 ”。对于外商的遗产处理，唐廷也是尽力保护，按规定外商死后，官府照管其资产；如满三月无妻子诣官府认领，则没入官库。这都说明唐政府对来华贸易的外商是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的。当时除不得在边境诸州进行冶炼钢铁，开采矿业以及弓箭兵器等贸易外，其余物资都可以通过正常贸易进出口。但为了防止外商走私关塞偷渡，扰乱国际贸易秩序，杜绝利用秘密婚姻等不正当手段进行贸易，朝廷于开元二十五年、建中元年和开成元年多次诏令：诸丝绫罗锦、珍珠、银铜铁与奴婢买卖等，“ 不得与诸蕃互市，又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往来，又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 ”。但政府的禁令只是防范走私，并不阻止中外贸易。

        |   允许通婚联姻

       异国 或 异族 通婚是打破“ 华夷之辨 ”的一个重要表现。贞观 二年（628）六月，唐廷敕令 :“ 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 。 ” 唐律令 格式中 也有类似规定 :“ 诸蕃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妻妾，并不得将还蕃内。 ” 这仅仅是指 外族男子 不能将 汉族妻妾 带走，并不禁止 外族 与 汉族 的通婚，相反，唐律允许外国人入朝常住者，娶妻妾共为 婚姻。从出土的唐代墓志可以看出，昭武 九姓粟特人安氏、曹氏、何氏、石氏、康氏等与汉族刘氏、韩氏、高氏、罗氏等异族联姻非常普遍。特别是散居内地者更容易胡汉联姻，如从河西走廊到关洛、太原等地区分布着一连串的粟特移民聚落，长安、蓝田、户县、周至等京畿地区胡汉杂居，通婚嫁娶自属常理。虽然唐朝律令中严格限制偷渡入境者私自与境内妇女结婚，但境外诸族内迁则可以结婚联姻同化。至于胡汉联姻之外的异族通婚，更是比比皆是，如突厥、粟特、契丹、沙陀等，一直到唐末之后，沙陀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君主的后妃仍有一些出自安氏、米氏、何氏、曹氏等。《 资治通鉴 》卷二三二记载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时，“ 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 ”。为了减轻政府供给负担，朝廷下令将检括的四千多胡人遣返回国，不愿归者则入籍为唐人予以安置，结果无一人归返，全部加入神策禁军。这些人事实上已变为长安居民的一部分，其胡汉联姻已不止一代。即使建中元年 (780)唐朝曾一度禁止中原汉人与域外人通婚，但也是针对当时京城侨民通婚过多、仰靠政府供给衣食过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所以，向达先生说 :“ 有唐一代对于汉女之适异族，律并无禁。”《 东城老父传 》记载元和年间“ 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少年皆有胡心矣 ”。据史书统计，唐高祖 19 女 中有 7 位 嫁给胡族，太宗 21 女 中有 8 位 尚异族驸马，玄宗 30 女 中有 5 位 嫁给胡族大臣。大臣中如裴行俭、张说、唐俭、于休烈、史孝章等人皆是胡汉联姻。还有许多“ 杂胡 ”通婚于汉人的事例，如武周时游击将军孙阿贵夫人竹须摩提，乃印度女子等等。

        |   衣食住行混杂

       唐人大规模穿戴外国异族服饰，并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这是其他朝代比较少见的现象。刘肃《 大唐新语 》卷十记载 :“ 武德、贞观之代，宫人骑马者，依《 周礼 》旧仪多着羃罗，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为浅露。”高宗显庆年间虽下诏禁用帷帽，“ 神龙之末，羃罗始绝 ”，但“ 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靓妆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 ”。京城长安里“ 胡着汉帽，汉着胡帽 ”，非常普遍，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 胡贼 ”。所以史书称开元以来“ 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 ”，当时从贵族到士庶皆以穿胡服为时尚，来自波斯、印度妇女的步摇、巾帔等佩饰也流行一时。中唐以后，长安又流行“ 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 ”。唐人还仿效过吐蕃赭面、堆髻的“ 时世妆 ”：“ 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 ”可以说，唐长安是一个兼容外来服饰文化的中心。

       至于“ 胡食 ”，在长安也比比皆是。东市和长兴坊有专门的毕罗店，日本僧人圆仁 《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 中记载长安：“ 开成 六年正月六日，立春，命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 白居易 的 《 寄胡饼与杨万州 》 更是众口传知 :“ 胡麻饼样学京师，面脆油香新出炉。” 长安里坊“ 酒家胡 ”开设的酒店颇有特色，“ 胡姬 ”更是有名。

        唐人住宅内，从王珙家西域、波斯传来的“ 自雨亭子 ”，以及玄宗宫内的自雨亭凉殿，都与 《 旧唐书 · 拂菻国传 》 里记载的一样：“ 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 ”。

        街衢上女子骑马是一般民众都能够见到的景致，连贵族妇女亦挥鞭走马。近年来，西安地区考古出土胡装女子骑马俑和胡人三彩俑等文物不胜枚举，正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 胡化 ”状况。

        |   允许外国僧侣传教

        唐朝对宗教传播并不严厉限制，外国诸宗教的僧侣都可以进入唐境，特别是对佛教僧侣开放最大。唐高祖武德九年（626），中天竺 高僧波罗颇迦罗密多罗，到长安大兴善寺译经传法。高宗时，天竺僧人慧智父子世居长安慈恩寺传经。开元四年（716），中天竺僧人善无畏携带梵本经从吐蕃来到长安，开元七年（719）南天竺僧人金刚智也携弟子北天竺人不空（智藏）由海道经广州、洛阳到达长安，此三人前后寓居长安达四五十年之久，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号称“开元三大士”。众多外国高僧汇集长安，翻译佛典，传播佛法，如唐中宗时义净在长安大荐 福寺设翻经院，参加译经的有吐火罗沙门达摩来磨，中印度沙门拔弩，罽宾沙门达磨难陀，东印度居士伊舍罗、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等。据佛教史书记载，唐代外国僧侣来华非常普遍，有些只知僧名不知国籍。

        仅次于 佛教 的是史称“ 三夷教 ”的 祆教、景教、摩尼教，唐朝 对这三个外来宗教僧侣，早期颇为宽容优待，故三教一度在长安等地广为流行。贞观五年（631），“ 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 ”。同年，唐太宗还允许大秦国景教上德阿罗本携带经典入长安传教，贞观十二年下诏于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 21人。武后延载元年（694），摩尼教高僧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到达两京，进行宣教传经。据林悟殊考证，长安有 6所祆祠供西域移民作为宗教活动场所，而景教高僧更是进入皇宫宣讲，吸引了许多贵族，景僧伊斯甚至成为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副手。会昌五年（845）灭佛时，“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可见“三夷教”人数不是寥寥无几。现在西安碑林所留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用古叙利亚文记载了119个景教僧侣，说明唐代景教在中国内地二百多年的传教历程。撰于唐咸通十五年 (874)的苏谅妻马氏墓志，用波斯婆罗钵文和汉文合刻，记载了波斯祆教徒长安受到的宽容。唐朝还允许摩尼教于 768年在长安及外地建寺传教，统称大云光明寺，其僧大多是粟特人或波斯人，在长安摩尼师的人数也不少。三夷教是西域移民和外国侨民的精神支柱，也是利用宗教联络团结外来人的中心，唐政府允许三教僧侣入华留居传教，正反映了长安国际性都市的性质。

        以上所举仅仅是 唐帝国 世界性表现 最显著的几个方面，但足以说明 唐朝 是当之无愧的 世界中心 国家，特别是 唐长安 不只是单纯的帝国首都，也是东亚的文明中心和国际化都市，从而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魅力之都。值得骄傲的是，唐帝国之所以能吸引邻近民族和各国人士蜂拥而至，不单是它具有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即物质生活的富裕、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权威、军事实力的强大、宗教理性的宽容、文学艺术的发达、科学技术的领先，甚至包括服饰发型的新潮。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优越性，没有巨大活力的“盛唐气象”，单凭所谓的“开放性”仍不能形成国际化的特性，也不可能吸引和影响周边邻族和东亚诸国。

        诚然，主流之外有支流，清流之外有浊流，大唐帝国对外的政策并非没有局限性。在当时辽阔版图的封建大国中，民族不可能完全平等，尤其是在漠北各族的侵扰、吐蕃贵族的扩张、中亚绿洲诸国的争夺以及内徙胡人的反叛情况下，唐王朝要维持国家的安全稳定也确有不少强硬的措施，再加上唐王朝“以夷制夷”的手段和军将、官吏对异族的防范苛求，都使唐帝国的世界性形象大打折扣。安史之乱以后，唐人对外国异族有一种厌恶和防范情绪，胡人被视为乱华的重要因素，排斥外来文化的倾向随之产生，甚至传统的“ 华夷之分 ”思想又有强烈回潮。但这只是唐朝走向衰落时一部分朝廷官员狭隘保守的错觉，大唐帝国已没有强盛时的世界性形象，但民间社会仍是“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元稹《法曲》）。我们也没必要将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理想化，只是在世界历史上以及与中国其他朝代相比起来，唐帝国的世界性显得非常宽容和突出，在这种意义上说“ 条条道路通长安 ”反映了 唐朝世界性 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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