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受到的歧视是最大的

艾滋病只要不公开一般人也不知道只有找工作体检出来会歧视，精神病重度受到的歧视更多，诗人食指文革为保护老师被害得得了精神病，吃药物维持，住院时想看新闻被护士说发病了捆绑，病人的碗筷都在一个水池不卫生，他主动洗碗，也被当做发病了电击

凭着对生命的热爱，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很幸运，他走出了福利院。
2002年3月21日出来至今16年过去了。16年来，我们努力经营自己的小家，过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生活，不招惹任何人。对路生能过今天这样的日子，很多朋友由衷地高兴，他们可以更方便地和路生交流思想观点，谈论诗歌艺术，念及往事等等，路生这时更轻松更坦然。
当然，也有不少的好奇者、好事者、甚至别有用心者对路生过正常的生活是另外的心态。他还在福利院时就有人问他：“你怎么老不出来，是不是捞取政治资本？”刚出来有人说：“出来了？你不写诗了？”有人说：“真怀念路生在福利院的日子”。在一些人看来，郭路生出了福利院太合适了：“咱们整栋楼就他合适！”“你是烧了杠粗的香了？那么合适？”“接出来容易送回去难！”甚至有做过领导的人说他：“你可捡了个漏！”
路生能接受命运对他的安排，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有些人却不适应。比如有人想来看我们，其他人会劝阻：“他现在不想见人，你们去见他他也不会给你们说什么”。说的最严重的是：“他现在住在农村，头发也白了，都坐轮椅了，你们去见到他，他也和你们交流不了”。还有一种人是到家里“看”我们，拿手机随意拍照片，录视频，不和我们打招，呼回去写文章随意发，对我们没有起码的尊重，无视我们的权益。
以上当着我们面说的，我们沉默（我们不想当面让人难堪），听说的，一笑了之。当然对影响大的事我们不能永远沉默，应该说出当时的事情原貌。

对于路生“犯病”最被认可的说法是他两次离家出走。
请看下面这段文字：
“1973年秋天，郭路生为了写‘红旗渠’独自拖着瘦弱的病体从北京赴河南林县，在火车上，这位专注于诗创作的诗人，遭到小偷的偷窃，随身钱及药物被窃一空，身无分文。然而等他下火车在街上行走时，看到一位苍苍白发的老婆婆领着一个小女孩沿街乞讨，路生没有一点犹豫，把口袋里仅有的几个熟鸡蛋塞给那个老婆婆。这一夜郭路生路宿街头，全身发冷，饥饿难耐，恶疾复发(精神病)，成为流落街头的流浪儿。一位诗人就这样整天捡食着一些异物、混迹街弄里，人们把他看做一个疯子，一个一手拿笔一手拿纸无家可归的垂死疯子。哪里有人知道，疯子诗人是怀抱了一腔志向来河南要写红旗渠的，20多天的非人生活，最终被熟人认出，送回北京。这次外出，诗人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回到北京后的郭路生病弱的像换了一个人。他说，为了诗，他宁愿去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段文字的文章先以题目《只要能招一树灵感的风》发表在2000年11月的《北京日报》，过了九年题目换成《郭路生：相信未来》发在2009年7期的《当代小说》，又过了九年，再次改题目为《食指七十》发在2018年11月21日《扬子晚报》的文史版面。当然每次重发都有小的修改，如把路生从“无家可归的疯子”升级为“无家可归的垂死的疯子“。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学过的最高指示：“……七八年再来一次。……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想到此，心中一阵恐惧。《北京日报》的文章路生没看，我看后问过路生：“李X怎么这么编？”路生念及李X从农村走出来不容易，面临找工作，不让理他，算了。后面的事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真实的情况在《相信未来：食指诗选》附录《我的生活创作大事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8月）中有记录，这里我再补充：
1973年路生回北京后先被安排在北京市第二光学仪器厂（通县）的技校任辅导员，为了能有时间写诗， 曾给通县县委写信，希望能安排到通县农村教学。信反馈回厂里，有关人员还找他谈了话，意思是让他安心在这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路生决定不顾得之不易的工作，自动离职去河南林县。亲自去红旗渠，看看农民创造的奇迹，希望能写出歌颂农民的诗。这是他1969年起的念想，并且有机会就着手准备。
路生：“南京长江大桥和红旗渠是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成果，是中国人的骄傲。1970年我走上南京长江大桥，回来写出了歌颂工人阶级的诗。红旗渠是中国农民用人工创造的奇迹，令世界震撼。写红旗渠是我几年的梦想。1973年3月初，我记得很清楚，我是穿着棉袄、绒衣、绒裤，背了一（军用）挎包馒头，带着部队发的搪瓷茶缸出发的。先坐火车到安阳，再打听着去红旗渠，沿着红旗渠走到拦河大坝，看到了漳河。一路饥了啃干馒头，渴了舀红旗渠的水喝，晚上住两毛钱一夜的大车店，在大车店才能喝到热开水。后来钱花完了，把身上的绒衣脱下卖了五元钱，买了张到邢台的火车票。我的一位本家大爷在邢台，去了他家，让他给我买了张回北京的火车票。回北京后我把诗串了起来，原先写在小册子（1970年从泰安水利局带回的介绍红旗渠的小册子）上闪光的句子都用上了。小册子就是介绍一段段水渠，我把它全部想象成人物的形象写出来，这是受中国古典文学和当时的样板戏（立人物）的影响。像青年洞，我把它写成青年小伙的形象。宣传册子上有一段介绍‘土专家’，我把他的形象发挥了：‘捡根树枝地上画，画山画水画远景，画出山水甲天下。’这样我写出了《土专家》（桃园渡桥），还有《铁姑娘》（水库），《小电工》（水电站）及《老太行》（红英汇流）等。”
这是路生第一次离家出走

第二次离家出走被严重误传，甚至被很多人当公开资料引用。还是上面提到的那篇多次发表的文中写道：
“1974年，为了写焦裕禄，郭路生又不声不响地从北京出发了，他再次赴河南，在郑州火车站，他的行李被一伙人盗夺走，诗人再次流落街头，顽疾再次复发，诗人呼喊着焦裕禄书记的名字奔跑着，多难朦胧派诗歌第一人的食指疯了。”
首先时间是错误的，路生第二次离家出走是1984年，不是1974年，1974年被照顾刚分配到光电技术研究所上班。
1984年，胡耀邦宣布城市改革开始，路生觉得他只适合到农村教书写诗，决定去妈妈的老家山东单县。当时车票不好买，一直等到一张退票才得已成行。这件事路生记在当年的台历上，台历还在。路生带了本登他的诗的《诗刊》去了单县，到单县先到在县委工作的远房舅舅家落脚。然后到县委接待室，就在登记上等着谈话时，有人进来问“你是不是叫郭路生？”“你爸爸从北京来电话让你回去”。当时路生还愣了一下：我爸爸回来了？因为路生是趁爸爸出国去的单县。路生不想回北京，怕住院，就回了老家，在老家住在四大爷家。其间家里还给四大爷寄钱，作为对路生的生活补助。在四大爷家帮着卖完公粮到了冬天还是不想回北京，就从鱼台乘长途汽车先到砀山，然后转乘火车到郑州。去河南是想到兰考看看，写焦裕禄，路生：“工农兵都写到了，想写个工农出身的‘土’干部，《红旗渠组歌》中的老太行形象觉得不够丰满”，可惜此心愿未成。
到郑州计划先找六姥姥家的时维霞姨，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有了着落再去兰考。维霞姨和路生年龄差距小，路生读初中时维霞姨上护校，所以他们能说到一块。到郑州火车站路生上厕所，当时郑州雪很大，车站厕所的地上都是踩的泥水，而路生带的是个帆布提包，没法往厕所地上放，就把提包托付给一个中年男子帮忙看着，结果出来人和提包都没了。路生凭着记忆到一家职工医院找维霞姨，去了两次都没找到。就是这样还是不想回北京，把戴的（30元钱的）钟山牌手表卖了5块钱，除去吃喝剩下的钱盲目买了张去汲县的火车票，在汲县火车站又因为躺在水泥地睡着，醒后右腿失去知觉了，这才只好拖着无知觉的右腿沿公路往回走到新乡找堂哥。在新乡住了一夜，次日堂哥汉章陪路生回北京。
回到家里是早上，家人都在，弟弟郭新生一家三口住在路生的房间（他的女儿1岁多），爸爸妈妈让新生一家搬回他们原来的住处。堂哥汉章当天返回新乡。路生：“没过几天的1985年1月初，我被送到安定医院，开启了长期住院的生活，一直到1989年春节。在安定医院住的那几年，后来对我的管理后来比较宽松。比如别的病人须家里人来接才能回家小住，而我却可以每周六自己回家，周日再自己返回医院。之后听爸爸说，和在郑州的维霞姨通电话说到我的情况，维霞姨当时晕过去了。维霞姨后来又来电话说要把家里准备换彩电的钱寄来给我补养身体，父母表示不用了。”
以上是路生1984年底第二次离家出走的情况。
1989年春节出院，照顾病重卧床的母亲。
1989年4月母亲走了。妈妈最后逝在路生的怀里。
同年10月父亲建立了新家。11月路生离开家到医院，到福利院，直到2002年。
有人和我说，把路生送福利院是他的继母说“不把他送走我不进这个家”。我问路生的父亲是这样吗？他说“是，因为她说‘我能当贤妻，做不了良母’”。继母的说法是“这事不能都怪到我头上，当时全家开了会的，六叔七叔也参加了”。六婶和我是这样说的：“你也别怪路生他爸爸了，他当时给我说‘把孩子送到那，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说这话老头都掉眼泪了”。路生的感觉是自己就像面团，任由他人揉成什么样是什么样。这个我感受太深了，比如2002年我刚来这个家时继母和我说：“以我来到这个家这么多年观察，路生就是个偏执症。”2016年春节前她说：“路生没病，有病也好了。”春节阿姨放假，大家轮流去照顾他们，把路生排在初四。过年路生感冒到初四还没好。他怕传染他爸，给弟弟京生打电话说明情况，让他多去一天。我觉得还应该直接跟家里说，电话拨通继母接的，我刚说完情况她就“路生犯病了，路生犯病了”脱口而出。所以看在这种家庭情况下路生当时只能去福利院，因专门收精神病的第三福利院还未建好， 所以1989年11月25日路生先被送到阜成门医院精神科，1990年5月7日直接转送到刚建成的“三福”。
到福利院意味着永远离开家，脱离社会，那是他最后的归宿。大家也都看到这一点了，让他写首“归宿”的诗。1991年路生在福利院写出《归宿》，“埋葬弱者灵魂的坟墓，绝对不是我的归宿”，这是路生从心里喊出的诗句。
1990年在阜成门医院过的春节，91、92、93年的春节都是在福利院过的。过春节大部分病人都被家人接回家过，路生连续几个春节没人接，护士都看不过去了。1994年春节年三十有朋友来看路生，护士做主让路生出来两天，初二回来。路生到了离自己家不远的朋友家，住在餐厅搭的凳子上。初一爸爸打来电话，让回家拿东西。路生回来，爸爸和继母站在单元门口，手里拿着费家骥伯伯和于阿姨听说路生回来送来的羊肉和鱼，递给路生“让他们给你做着吃吧”。路生拿着鱼和羊肉回来，心里很难受，做好一口都没吃。路生自己有间房子，家里不给钥匙，他在朋友家住到初三回福利院，比护士给的假晚了一天，不但没说他，还说没事。
出于周围舆论的压力，1995年春节开始接路生回家过。回家过第一个春节时继母说“他回来我走！”去了她儿子家，没住几天有矛盾又回来了。慢慢也就接受了路生回家过春节，之后每年春节路生可以回家住到年初七回去。
在福利院的生活路生很少说，不想提起，“保持最低生活水平”和他的主观意愿无关，自己意志能支配的是坚持诗歌创作，坚持思考，才能不陷于浑浑噩噩，才能不疯掉。
不浑浑噩噩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病人的碗筷用完堆在水池子里，下次开饭冲一下就给病人用。路生嫌不卫生，主动洗大家的碗。他要是回家几天回来，就会有病友说：“老郭，你不在咱们的碗没人洗了”。有次因洗碗去吃药晚了会儿，护士说他“你就是找借口不想吃药，绑起来！”被用约束躁狂病人的约束带绑在床上。路生自己订的报纸经常央着护士才给（从传达室）拿来，还得他们自己先看够。电视是护士想看就开，不想看就不开，有次路生让护士开电视看新闻，被说成“犯病了”又绑在床上。两次被绑上都是第二天医生上班才让放开，有一次医生还说，“怎么把郭路生绑起来了？”路生的左侧肩甲现在还有留下的瘢痕。
1996年秋路生被福利院领导安排管理职工之家，这是院职工休息娱乐的地方，住在那打扫卫生，管理乒乓球台和棋牌，相当自由，还有台电视机，只回病区吃饭。抽烟(自己有打火机)、喝茶也方便了，自己的安静时间充裕，在这里具备了写诗的基本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按福利院大家的观点看来，安排在这的是永远出不了福利院但病情又较轻的病人，这真的是路生最后的归宿了。路生：“这时我的心境一片荒凉，也就是说到了人生的绝境。”
2000年春节前，路生耳闻高校后勤改革后，有的学生天天吃5-6元的小炒，有的学生每天吃6毛一个的熬白菜。他觉得学校应该是一个相对平等的学习环境，就说让学校后勤社会化的人是犯罪。春节过后他就被“惩罚”回了病区。没有在职工之家自在了，路生写了《青春逝去不复返》，这首短诗的写作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在不允许他写诗的情况下完成的。只能在吵闹的环境中一点一点地思考，把写的字句一开始写在手背上(不允许带笔，只能向护士借笔)。由于他主动要求洗碗，早午晚三顿饭前他把洗好的碗筷再用清水清一遍，这样就会把写在手背上的字冲模糊，之后他便把在吵闹环境中想好的诗句写在小臂上，以便在中午允许回自己房间的时候整理在笔记本上。路生：“由于诗句里的词汇要形象准确需不断推敲、改动，所以一个多月才完成了这首小诗。记得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痛苦复杂委屈的，但结果诗写得非常流畅，像一气呵成，便心中充满喜悦，溢于言表。写了一辈子诗，这首诗在这种情况下写成，是唯一的一例，所以记忆清晰。”

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路生尽自己所及帮助比自己更困难的人。不论是在外面吃饭带回的饭菜，还是朋友来看带的烟茶，路生都和病友一起分享。同病区有个叫王金发的病人，因为小时候哥俩个都发烧，家里的经济条件只能让一个孩子住院，王金发在家脑子被烧坏傻了，父母都去世后他被送到了福利院。有次回家朋友给的中华烟路生带回发给大家抽，也给王金发一支。有病人说：“他是傻子你还给他抽？”路生不但给，怕其他病人抢，还站他旁边看他抽完才离开。
从小想成为诗人的路生在成为诗人的道路上有三次“辉煌”时期：
第一次是“文革”时，路生的诗在青年学生中受欢迎，找他索诗、谈诗、谈文学、交换书籍的人很多。这些人基本属于远离政治的“逍遥派”和对文学有追求的人。
第二次是在下乡的山西汾阳杏花村，很多知青喜欢他的诗，别人找他，他也找别人，他们交换、传抄他的诗。这两次的名气是“会写诗的郭路生”。
第三次“辉煌”是在福利院，是“疯子诗人食指”，这个头衔足以调动大家的好奇心。十多年前我曾看过一篇文章，对那些怀着猎奇心态去看食指的人有看法，文章说有些本不喜欢诗歌的人有机会到北京，也要去三福看诗人食指，回来拿着和木讷的食指的合影向他人炫耀：这就是那个精神病诗人食指。来“看食指”的人越来越多，看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有拍照的，有采访的，有电视台、广播电台做节目的，还有私人来拍路生做片子的。这一切路生不但要无条件接受，还要按照要求配合。比如受访前院方让换上干净的病号服，还只能说好话，曾被训斥：“你老说苦，有什么苦的？”接受采访前曾被嘱咐：“敢说福利院不好，回来找人揍你一顿（出福利院的当天上午，浙江广播电台采访）！”某电视台做节目是冬天，为达到他们要求的“形象”，在院子里朗诵不让穿棉衣，只穿件薄毛线衣外面套件病号服，把路生冻得够呛。

住在福利院的“疯子诗人食指”是可以被任何人无偿利用的大活人素材，电视台、广播电台做路生的节目都能获奖。个人拍路生制成的纪录片，有在国外拿奖的，成为制片者最大的成就，摄影者把拍的路生的照片用作书的封面，带给摄影者的是荣耀..……而路生依旧住在福利院，吃着到现在都不能提起的粉条熬白菜，为此同事送我自己家做的粉条十几年了还放在那。
住在精神病院的病人，首先要吃了药老实待着。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状态下让他谈，让他朗诵，对他是一种怎样的精神折磨。出来福利院路生最高兴的事是：“我可不用被逼着接受采访、被摆来摆去拍照了。”
这里特别提及蒋X拍路生制成的片子。“我决定实施一个比较特别的计划，就是用一场戏剧式的表演来演绎食指的《疯狗》”。2002年11月的广州首届珠江国际诗歌艺术节我们去了，蒋X没和我们打声招呼就在诗会上放映此片，放到半截被林莽制止。回北京后蒋X托人捎话：他要公开发行此片，我们一口回绝。捎话的人说，这个片子在内部已经有很多人看过了，我说看过和公开发行不是一回事，坚决不同意他公开发行。2018年1月，在一个也是我们根本就不同意制作的片子在网上公开，里面用了蒋X片子的一些镜头，片尾还感谢他。我们找了制片方，他们同意马上下架，但后来换了片头和名字又偷着出现在网上。蒋X的片子一直在网上也可以搜到。
到今年（2018）前段时间，在网上意外看到用路生照片做的公映海报。拍摄者不顾我们的反对又变相公开放映，是对一个身心受到重创的人再次撕开他的伤口，而让围观者以看稀罕的好奇看这个会写诗的疯子：看他木讷的表情，看他药物作用下口干说话的困难，看他为对抗药力强睁眼睛，听他疯狂地朗诵……他没有尊严，他任由好奇者看热闹。在福利院他没有权利拒绝采访，不知拍摄者想过当事人的感受没有？你无偿拍了这么多路生的影像，你的获奖你的成就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取得的。
“食指谈日常生活及诗时，思维十分清晰。但有时会让我们听不懂，他的思维会时不时滑到那个年代混乱的记忆和狂想之中。交织在一起”。“谈了三个小时左右，后来去福利院外面的小塘边走了走”。“在片中，我保留了一个约有20秒的食指在发呆的镜头，画面固定在他的脸部特写上”，（以上引用《我为什么拍成了这样》）文中还有侮辱性的语言，当然笔者称此话出自食指的口，一个服用大量药物思维无法控制的人，把他这种在药物作用状态下说的话写出公布对他没有最起码的人格尊重，没有做人的良知和底线，你这是谈文艺创作，不是写服药反应的病历。一次谈3个小时，正常人都会很累，何况你拍郭路生时他已经吃了20多年的抗精神病药，你吃哪怕20多天试试，看自己能变成什么状态，思维能乱到什么程度？语言能控制到什么程度？能发呆多少秒？
对此我只能用“残！——忍！”表示我的感受……
为了把食指永远定格为“疯子”，肖X拍的路生那张照片，加上肖X受访某杂志，用虚构夸张的叙述向公众讲述他见到的“疯子”和“疯人院”，把痛苦的食指定格成他的标准照。很多发表和食指有关的文章，也都把这张标准照放上，有的文中明明有其他照片，可发在网上还在题头放这张照片，好像没有这张照片，食指就和他的身份不符，让我们非常反感。以至于有邀请我们参加活动时，我们事先都会特别叮嘱主办方，千万不能用肖X拍的那张照片，那张照片对食指的伤害非常大。

如果说蒋X的片子，肖X的照片，李X的文章是用影像，用旧作撕开路生的伤口，下面这个访谈就是往撕开的伤口上继续撒盐。
2015年初，我接到一个陌生女子杨X的电话，自称是复旦的学生，现在《中国新闻周刊》特稿组当实习记者，6月份本科毕业，希望可以采访食指。一般接到这样的电话，我都要和路生商量再回复对方。我的意思仍婉拒，可路生这次说：“对一个做实习记者的年轻人，咱们要帮助，而且复旦的学生应该是有一定素质的，我也打年轻时走过来，年轻人闯荡不容易。可以提出要求，一个是只限于谈诗歌创作，另一个要用邮件的形式。”用邮件可以避免口语失误被误解，更重要的是有据可查。在邮件中我写道：“不会让你当面或电话采访。他要对所说的问题认真思考了再说，做到文责自负。而且也只限于谈和诗歌有关的问题，其他方面不希望媒体报道，今后也不会。”和杨X达成共识，她表示尊重食指的意见，只谈诗歌创作，文章出来一定会请我们过目并同意才发，发表后还会寄两本样刊给我们。
我们2015年1月20日开始通邮，“我是从上海来北京特别想写这个稿子。我今年六月正式本科毕业，私心来说，我也想自己的毕业论文是同食指的诗作有关，所以非常希望您能答应我的请求。谢谢您！”为了不耽误她写稿子，她说发采访提纲的那天，路生为看提纲一直等到晚上还比平时晚睡了两个小时也没等到，提纲次日才发来。而她为了赶进度，有时邮件的频率简直像在QQ的对话框对话一样，我坐在电脑边，路生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她来个邮件我念给路生，路生的回话我再打出文字回邮件给她，有时觉得像被逼着一样一句赶一句地回答提问。
对她按“传说中的”不实说法的提问我们反复向她说明当时的情况，强调我们的说法都是可以查证的。
文章写好发来，我看后当时的感觉是头都大了：怎么成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和当初的约定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并不是开始说的是让路生谈诗歌创作的访谈文章，而是采访多人“图文惊异”的一篇“杂文”，里面我们的话都按照她的意思改写，更有个别受访者说的话对我们造成了新的伤害。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采访我们，由他们随便说好了。我和路生都很生气，告诉她这样的采访文章我们不同意发，路生特别强调：“发出来就是白纸黑字，要文责自负，年轻人不能这样做事。”
杨X3月11日发来一封公文式的告知邮件：“感谢你们之前给我的帮助，稿件已完成，将刊发在本周四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上。稿件内容由几方采访和多项资料完成，涉及到采访您的事实部分，还烦请指教。”当日我即回复：“文章阅过，老郭的意见还是不要发，社会发展到今天，说话、作文和做事要负责任。”
她不再理我们，3月11日是周三。
后来我们在网上看到她未经我们同意发的文章《诗人食指：独自面对命运的人》（2015年3月总第699期《中国新闻周刊》），里面不但充满不实之词，还配了路生在福利院的照片，别人拍的路生在凌乱房间的照片，有人把路生画得像鬼一样的画像。我想联系 《中国新闻周刊》，路生虽然很生气，想想说：“算了，杨X是实习记者，我们要找的话，会影响她下一步找工作。”之后有人想联系我们，给她要邮址，她说都删了，她删了我可没有删，和她的互通邮件，电话录音我都保存着。
文中 “他们在屋外种了大豆、葫芦、向日葵等”，这句话我明白告诉她是别人杜撰的，她最后还要写上，虽然没什么恶意，却让人感到好笑，因为我们住在5楼。“军医出身的她……基本控制了郭路生与外界的联系”。我向杨X强调，我从来没向任何人说过我是军医出身，你不要这样写，我怎么能控制路生与外界的联系？他不会用电脑，他会用电话啊。在杨X那里，我的话等于没说。“老朋友们都熟悉他，见面先问‘你最近写了什么?’偶尔调侃一句‘别写诗了，你写散文得了。’郭路生笑哈哈，却要用力摇摇头，‘散文有什么意思啊!’”
路生从来没说过“散文有什么意思啊”这样的话，倒是有朋友和路生说过：“你可以写点散文”，路生的回答是“散文和诗是不同的思维，写散文我怕把思维写散了，写散就收不住了。我还是喜欢诗，想写诗。”这段话杨X写得太随意，熟悉路生的人也不会相信路生会这样说话，因为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时代大概也对得起郭路生了”，不知杨X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路生写诗难道是要和时代有什么交易吗？“‘食指’这个笔名为自己已被广为流传的作品署名，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故名食指。”这个问题我们也是一再强调，笔名没有这个意思，这是加在路生头上的意思。路生的笔名“食指”只与他母亲姓时，时又与食与师谐音有关，他是时之子，也是师子，表示尊重老师，所以顺理成章取笔名“食指”。
“2008年，他们婉拒了《今天》30周年的活动。当时的老编辑想上门给他送一本纪念册，郭路生对他说：‘别来，你来之前我三天睡不着觉，你走之后我三天睡不着觉’。”这件事我在给杨X的邮件中写道：“我们看你的文章才知道有这么本纪念册，之前从未听说过。又有谁能连续6天睡不着觉的？”
“大众和媒体在追逐着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精神病人可以写出这样的诗歌?” 诸如杨X这样不负责任的采访和报道的媒体，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足为怪，这正好说明你们对郭路生的兴趣旨在“精神病”层面，比较无聊。文中的生病、住院、被偷、流浪……我们说当时的经过杨X不采用，仍转用不负责任媒体的说法。

好友鄂复明曾经去拜访过食指的主治医生，医生明确告诉他，食指所服用的药物会软化脑蛋白，这些药物能让病人的脑力和生命力一点点降低，最多活15年。在他看来，郭路生属于生命极其顽强的病人，他的大脑和身体没有全部被毁掉还能清晰地思考复杂问题，还能有大量准确的记忆，简直奇迹。”针对这个问题我问杨X,你怎么不问问他们去医院的目的？只是为了关心郭路生吗？哪个医生敢这样说话？这段话也许代表一部分人的想法，借此机会我再补充一下：2018年10月份我们刚做了体检，路生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他不但生命力强，他的意志更坚强！
路生2014年写了首诗《命运的平衡木 我的独木桥》，杨X说路生的朋友都不理解他怎么写出这样的诗，我说别人不理解，你应该理解，你现在对我们的态度就可以解释诗中他的心情。
命运的平衡木 我的独木桥
善什么时候战胜过恶
几千年来，何曾有过
命运的平衡木 我的独木桥
令我不敢有半点差错
出于不理解的猜疑，源于羡慕的嫉恨
及不服气的较量，终成一片刀光血色
亲历者惊愕的目光，后世人追寻的思索
不断演绎着已成为历史的这段传说
恶从来是呼啸着，被人啧啧称奇
善总是默默地——可能因承载的太多
像一条缓缓流动的长河，一代代
漫向低处，使人心从未干涸
请不要将我的善良当软弱可欺
那将使你此生后悔莫及
事情将发生变化，一个转身
像精心设计的蒙太奇
在历史的影片里
文中采访到的人我们不主动联系任何人，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甭管怎么说，郭路生还是郭路生，事实终归是事实。恰巧这之间有两个人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当然问及此事，问为什么要那样瞎说？其中一人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家不就是为了稿费吗？现在的文章就是要把黑的说成白的才有人看，把黑的说成黑的没人看..……郭路生有名，过一段就要炒一炒，登我的文章有人看吗？……我还可以赚点稿费呢！”，气得我挂断电话。另一人说“可以允许有我自己的想象”，我说那你怎么把你的想象安到路生头上？对方说“郭路生是英雄，我是捧郭路生的”，我说你这话是哪跟哪啊？对方又说“我现在心里很乱”。文章的被采访者和我们这样的对话恰恰说明了这篇文章的撰写者是多么的不负责任。这些我也告诉了杨X：他们这样瞎说的话你也相信？杨X却说她尊重她的采访对象。
我最后还给她写了封长邮件，其中写道：今后如果再有人说因为喜欢食指的诗要对我们采访，我会把从你这得到的教训告知其，让其自己掂量采访可以进行否。顺便告诉你：下午食指又给你采访过的那位朋友去电话说及此事，问他也不缺钱参与这事干嘛？他安慰食指“不要太当成回事，那小孩诈不了几个钱”。这篇文章是你毕业前的重要文章，遗憾的是，你太儿戏了。食指再次提醒你不要发此文，不要留下白纸黑字。
采访过程我们和杨X的交流到最后几乎是在争吵。杨X说食指是她高中喜欢的第一位诗人，食指的诗带给你的是什么？你的这篇文章给食指带来了什么？想过吗？
一直不想提这些往事，但现在影片不顾我们的反对还在放，胡编滥造的文章还在发，不实的文章还在被引用。更让我们不理解的是有人的论文发现过去的“资料”和路生自己的说法有不符之处，不是认真考证，而且断然得出“食指本人的态度也有重要的变化。根据较早时期的传记资料，‘食指’这一从1978年开始使用的笔名有‘抗争与解嘲’的意味，标注为‘1986年于精神病院’写下的《诗人的桂冠》即可视为一种自我认知”（易彬 | “命运”之书：食指诗歌论稿——兼及当代诗歌史写作的相关问题《扬子江评论》2018年11月27日）。“食指”笔名在1979年第二期的《今天》开始用，《诗人的桂冠》写于1982-83年。进入历史的东西要历史的去看，一切要以事实为准，存疑应考证，断然下结论不严肃。
路生在《诗人的桂冠》中写道：
我是我那心灵圣殿的墙上
孩子们刻下的污秽的字文
岁月再长也不会把它抹去
但对颗高傲的心却丝毫无损
人们会问你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都行但不是诗人
只是那些不公正的年代里
一个无足轻重的牺牲品
就是有好事者不愿看到他过平静的生活，不断制造着饭后茶余的谈资，无聊时的八卦。
尽管与命运抗争，执着地追求
可除了几本令人惊叹的诗集
和这场寒心的玩笑，我一无所有
（路生： 《人生舞台（之二）》1993年6月）。
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
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
路生面对命运，失之坦然，得之淡然。
路生今年70岁了，“疯” 与“不疯”只是个“名誉”问题了。以上陈述也只是从尊重历史的角度陈述而已。最后用路生1982年《我的心》结束此文：
心上笼罩着乌黑沉重的云层
心中吹过一阵又一阵的寒风
心底沉淀着盐分饱和的溶浆
心头耸立起积雪不化的山峰
让我来告诉你这是我的心
这世界已被无情地解剖示众
它已不再有什么秘密的故事
它正遭受着你们残酷的戏弄
你们想用钉铁掌的鞋跟碾碎它
看着它因为痛苦的抽搐而变形
可它仍然还是一颗心
而且就在我胸中砰砰跃动
我决心接受你们的挑战
不过之前多余问一声
不知你们有没有一颗心
要有，望你们千万珍重
2018年12月11-23日
于上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