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客观存在 解释五花八门 “ 中国模式 ”

         如今中国不友好的国际环境的原因分析

         张维迎：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 对中国 40年 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 理解世界

        1、 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 西方人 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国与国之间究竟是 利益关系，还是 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 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 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 利益关系 还包含 价值关系。 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 价值 与 利益 相悖时，价值观念 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 美国 和 埃及 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 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 埃及 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 穆巴拉克 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 伊斯兰世界 与 基督教世界 的冲突、新教国家 与 天主教国家 的战争等等，都是 利益冲突 和 价值冲突 的相互混杂。

        2、 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 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 正义、善恶 的理解。 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 三个 重要观念： 人权、种族平等 和 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 的观念上可追溯至 17末 世界英国思想家 洛克 提出的 人权大于主权 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此前所谓“ 国家 ”，更多指向 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 几个 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 人权 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 人权 之事不是 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 种族屠杀 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二战后 种族平等 的观念逐渐确立，正是在这种 价值观 的主导下，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不得拒绝接受难民，尽管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先进帮助后进 也是二战后形成的观念之一。此观念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条件是不对等的，中国 一开始作为发展中国家受益良多，比如 中国 改革开放后所得援助位列 世界银行资金流向 的首位，中国加入 WTO 也由于 发展中国家 的身份享受了很多优惠条款。反观美国为了扮演 世界领导者 的角色，承担了很大的 成本，从其负担约 1/5 强的 联合国经费 就可窥一斑。特朗普政府提出“ 对等 ”要求，也是基于中国之发展阶段的变化，所以 中国 是否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个重要争议。

        3、 西方所理解的和平

        西方世界 认为，贸易、民主 和 国际组织 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这是人类过去 三百年的 历史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贸易 使得各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民主 可以遏制统治者的野心，国际组织 则促进各国通过沟通化解误会和冲突。

        法国 启蒙思想家 孟德斯鸠 曾说： 商业 的自然作用就是带来 和平。19世纪 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 巴斯夏 曾言： 在 商品 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 便不会越过国界； 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 便会代而行之。

        民主和平论 是 德国哲学家 康德 的发明，现在已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美国政治学家 布鲁斯 · 鲁赛特 和 约翰 · 奥尼尔 基于1816-2001年间 两千余场战争 数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的概率较低。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是非民主政体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当把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加上之后，冲突的可能性下降。将 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 和 经济增长 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给定年份对 贸易 依存度高的国家，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 军事冲突。换言之，民主和平 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而 贸易和平 即使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时仍然有效。就世界和平而言，贸易 比 民主 更重要！

        二、 理解中国经济

        1、 理解中国过去 40年 的成就

        且不谈 中国 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是否理解，仅仅是中国 近40年来 的历史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以往40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无人否认的事实，但对事实的 理解 和 解释 尚有争议。目前，对 中国 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有 “ 中国模式论 ”与“ 普世模式论 ”两种解释。前者认为 中国经济 的发展得益于独特的 中国模式，即 强有力的 政府、体量庞大 的国有企业 和 英明的产业政策。

        后者则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和 英国的崛起、法国的崛起、二战后 德国、日本 与 亚洲四小龙 的崛起一样，是基于 市场 的力量、以 创造力 和 冒险力 为代表的企业家 精神，中国还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 三百年间 所积累的 技术。

        我年初发表的《 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 》一文，总结了 中国 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后 40年 的时间里，经历了西方世界 250年 间所经历的 三次工业革命。后发优势 意味着我们少走了很多 弯路，直接可以共享别人曾经花费巨大代价实验得到的 技术成果。

        2、 中国模式论

        根据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 编制的 市场化指数 报告，中国整体 市场化指数 自 1997年 的 4.01上升至2014年的 8.19，期间在 2009年“ 四万亿 ” 刺激政策后 市场化指数 有些许下跌。但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其中，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场化程度位列前茅，东部的 市场化指数 领先于 中部 和 西部。反观地区 GDP 增长率我们却发现，2007年 之前东部的 GDP 增长率一直高于 中部 和 西部，但2007年之后反而是 西部 的增长率位于首位，中部次之，东部最低。还有一系列的证据表明 近五到十年来，各省市 市场化程度 与 GDP增长率 呈 负相关 关系。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有一个“ 中国西部模式 ”，西部地区的体制和政策优于 东部地区，进而要求 东部 和 中部 向 西部 学习呢？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 西部的 市场化 改革起步晚，因而在后期具有了“ 后发优势 ”。 东部 1997年和2001年 的 市场化 程度，分别超过 西部 2006年和2014年 的 市场化 程度。利用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 市场化数据 和 中国统计年鉴 的 经济增长数据，我们发现不管是 近十年还是 近四十年，市场化指数的“ 变化 ”都与 GDP 增长率 正相关。这便揭示了“ 中国模式 ”的问题： 市场化 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我们不能仅凭某一时点上的经济表现而不结合历史就推断出某种因果关系。

       更多的实证证据可以用来证实 市场化 与 经济增长 之间的正向关系。包括中国城镇 国有部门 （ 或者私人部门 ） 就业 比重、国有 （ 或外资与私人 ） 工业资产 比重等指标与人均 GDP 及 增长率 的相关关系等等，毫无例外地证明： 国有部门 越大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越慢；与 国进民退 的地区相比，国退民进 的地区有更高的增长业绩。

        中国过去 40年 的增长大部分靠的是 技术后发优势 提供的套利机会，中国 企业家 和西方企业都可以靠 套利赚钱。随着 套利空间 的收缩，今后的发展则越来越依赖 创新。

        经济学家用 三个指标 衡量 创新： 研发密度、专利、新产品销售占比，分别对应 投入、中间 和 产出 三个阶段。就这 三个指标 而言，中国 近十来年 还是取得了不小进步，但地区之间差别巨大。跨地区数据分析表明，这 三个创新 指标都同 市场化 和 民营化 程度显著正相关，却同每万人拥有的政府机构数量和公共部门就业比重负相关。无论用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还是工业资产，平均而言，国有部门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低； 私有和外企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高。

        3.  “ 中国模式论 ”后果

        上述证据表明，“ 中国模式论 ”严重不符合事实。中国过去 40年 的高增长，来自于 市场化、企业家精神 和 西方三百年的 技术积累，而不是所谓的“ 中国模式 ”。

        更大的麻烦是，用“ 中国模式 ”解释过去 40年 的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不利。

        第一， 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一味强调独特的 中国模式，对内就会走向 强化 国有企业、扩大 政府权力、依赖 产业政策的道路，导致改革进程 逆转，改革大业前功尽弃，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

        第二， 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 （ 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 ） 对中国过去 40年 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在西方人看来，所谓“ 中国模式 ”，就是“ 国家资本主义 ”，与 公平贸易 和 世界和平 不相容，绝不能任其畅通无阻、高歌猛进。

        哈耶克 曾说： 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这就是 哈耶克 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经济学家切勿把“ 尽管 ”（ in spite of ） 当“ 因为 ”（ because of )

        近期，中国社交媒体广传一篇署名 张维迎，题为《 如今中国不友好的国际环境的原因分析 》，认为造成当前对中国不友好的国际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中国模式 ”论，用“ 中国模式 ”解释过去 40年 的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不利。 第一，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 第二，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文章认为，中国模式论严重不符合事实。

       对于该文，个人有表不能苟同的，譬如引发对抗说；  也有深为认同的，譬如中国模式论严重不符合事实及误导自己说。

       在中国，常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乃是谜，现有经济理论无法解释表现。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是一个难以看清的国家，是经济命题中的悖论。经济学者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一个人均 资源贫乏、技术创新 几近空白，以及 产权不完全 清晰、市场不完全开放、社会不完全平等、对外也不完全开放 的制度条件下，中国出人意料地创造了 经济奇迹。他们进而认为，在西方浩如烟海的经济学理论中，找不到适合中国经济的理论。他们进而得出中国经济奇迹之谜，全然是因“ 中国模式 ”所创造。

       说实在的，单从经济增长而言，中国经济确有过奇迹。但必须说明的是，中国经济奇迹并非他们所认为的那么不可解释。事实上，只要对 日本 和 东亚经济 发展有所了解的人，就端乎不敢得出上述结论。

        高速增长数十年非仅中国

        诚如 原北京大学副校长 海闻 所指出： 其实高速增长 三四十年 的例子，并不仅中国这一次。太平洋西岸 与 亚洲大陆隔海相望的那个 樱花岛国 也有过类似奇迹。对日本经济奇迹的成因及发展趋势，日本著名经济学家 都留重人教授 曾为 大西洋国际学会 写过一篇题为《 日本奇迹的终结 》的特约论文，于1977年2月以英文发表于巴黎。在这篇论文里，都留重人 主要归结为几个因素。

        一、 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日本在战败后的初期，劳动力供应突然增加了 1000 多万人，具体有： 因解除战争动员而退役离职的 710万人； 主要从亚洲各地回国的 殖民者 260万人；原军工部门解雇的 工人 160万人。且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减弱了工人的议价力，从而在战后几年间，得以实现 低工资率。这种低工资率的状况，反过来又使得劳动力供给出现反常的变化 —— 工资太低，无法养活一家人，促使 妇女 及 老年人 不得不投入劳动力市场。

        二、 科学技术的 引进 战略，提高了国民的 劳动生产率。战后日本将 最新科学技术 应用于 工业方面，却仍被欧美国家 远远 抛在后边。但日本通过 引进 已经开发的 技术发明 和 科技情报，迅速赶上其他发达国家。

         三、 高企的 储蓄率。随着经济发展，日本的产业出现 典型 的结构性变化，平均每个 劳动力 需要更多的 资本 装备。因而很显然，如果没有足以促进这种 结构变化 的投资，这种变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意即没有 高储蓄率 就不可能有 高投资率，也不可能有 高增长率。当时的日本，储蓄额 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比率高达 36% 以上，到 1970年 更是接近 40%。

         日本之所以有如此高的 储蓄率，主要积极因素有： 每年6月和12月，日本会发放相当于 三个月 或以上工资的 奖金。这种传统习惯，必然使 支出落后于收入，进而提高 储蓄 倾向。消极因素有： 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保险制度、特别是老年人的生活保障不完备，出于对将来的担心，使日本的个人 储蓄率 比其他多数发达国家为高。

        除了 劳动力 和 储蓄 两大生产要素之外，都留重人 还认为，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也居功不少，譬如： 在日本政府的积极干预下所形成的 低汇率 政策、有利于 出口 的 双重价格机制、对出口的奖励 补助，以及通过行政指导等政策给予 企业 大量扶持。除此之外，日本还在基础设施上大力 投资，为企业 修路、通水。政府还给予 企业 水电补助金，特别减免税等。与此同时，还辅以 低利率，减轻企业的 资金 成本。总之，目的就在于 减轻 企业负担。

        中国经济因素与日本一致

        事实上，将 都留重人 书中的 日本，替换成 中国，这几十年的奇迹和奇迹后的运行情况，也就基本可 解释 清楚了。可见，促使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那些 因素 乃至具体 政策，与日本何其相似，甚而是 高度一致。

        首先，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要素，与低抚养比人口年龄结构、低成本的丰富劳动力，在时间和空间上历史性地相遇。中国抓住这个 机会窗口， 实现了经济增长。有学者就匡算过，1978年 至 2010年，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人口红利 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25%。

        其次是 技术引进。中共建政 70年来，尤其是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技术 的 升级 与 改造 在西方技术封锁的条件下，既秉持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技术 进步 路线，又在极端困难的外部环境下积极开展 技术引进。从植根于 独立自主 到“ 以市场换技术 ”，再到在 技术引进 的同时强化对 自主创新 及 核心技术研发 的关注，不同历史时期的 技术引进 理念、技术引进 主体以及 技术引进 方式，经历了漫长的、根据内外部条件进行“ 相机抉择 ”的自我调整过程。

       据统计，从1978年到21世纪初，中国机械工业引进先进技术 3000 余项，汽车工业引进 1000 余项整车、零部件工艺及开发技术，家电行业引进 100 余条彩电生产线，钢铁行业引进 1000 余项设备和技术等等。这些引进明显改进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的技术装备与制造工艺，同时提高了工业品的产量、性能，一些精细产品亦逐步发展起来，在诸多领域都不乏有力例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日益成长为一个制造大国。

        再次是高额储蓄率。2018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 发布题为《 中国高储蓄： 原因、未来走向及政策建议 》的工作论文，其中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 储蓄率 位居世界第一： 从历史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民储蓄一直居高不下，约占 GDP 的 35%至40%。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 后，储蓄占 GDP 比率不断提高，2008年的 储蓄 飙升至 GDP 的 52%。全球金融危机后，储蓄 逐渐下降，2017年下降至 46%，但仍远高于 全球平均水平 20% 和 新兴经济体 15% 的 储蓄率。造成 高储蓄率 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与当年的日本一样 —— 社保体系没有建立健全。

        除此之外，有利于出口的 汇率 制度、出口 退税 制度也让人印象深刻。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在产业技术工人队伍的培养上。这与当年的 日本 何其相似，以至于我的《 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 》 一书于 2010年 出版后，有读者评价说我喜欢大段大段的复制。

        综上可见，中国经济奇迹 （ 更严谨地说应该是中国经济的 高速增长 ），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认为，是那么不可解释，也并非他们形容的，中国经济的表现已经 颠覆 一般经济学定律。

       事实上，如上所论，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基于 劳动力、储蓄率 这些传统因素。关于这点，可参见经济 增长 理论中的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 和 哈罗德 — 多马模型。简而言之就是，在经济增长范畴里，从没有过所谓的 中国模式。

        （ 韩和元 作者 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