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读书再建业最后择偶生育的人生模式会颠覆吗 ？

         从 最佳生育黄金窗口 和 女性择偶人选 最大化考量，既有的 先接受教育，再建立事业，后规划生育的 人生模式 安排，必须有颠覆性的改革。

         由 英国 数据科学家 与 人口学者 斯蒂芬 · 肖 （ Stephen J. Shaw ） 所制作的纪录片《 生育缺口 》（ Birthgap ），于 2021年 在切尔西电影节播出，自 2022年12月 在 YouTube 免费播出 三部曲 的 首部 后，10个月内 已经有超过 43万 点击率。

        纪录片 想探讨的是 富裕世界 普遍发生的 人口崩塌 危机。肖 为此发明了 几个 发人深省的概念。“ 生育缺口 ”指的是在 人口结构 里， 50岁 与 新生儿 之间的 数目 差距。出现这一 缺口 的国家如 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等，50岁 人口 几乎都是 新生儿的 一倍。这意味着再过 20年，进入 职场的 人数 仅有 退休者的一半。当新一代人一直少于上一代人，长此以往的 唯一 逻辑终点，就是亡国灭种。

        导致 低生育率 的因素错综复杂。其中最具参考价值的莫过于“ 无意无嗣 ” （ 或是“ 计划外无嗣 ”，unplanned childlessness ）。肖 的研究发现，各国 女性 大约有 5% 是有意识地 不生不育，另有 5% 则因为健康等各种原因 没有生育。 换言之，90% 的 女性 都希望成为母亲。但是在很多国家，超过 30% 的 女性 最终 无嗣，在韩国更逼近 40%。

        肖 的另一个发现是，尽管 生育率 崩塌，家庭结构却纹丝不动。1973年 日本 有 6% 的 母亲 生育 四个或更多 孩子，到今天这个 比率 仍然是 6%。改变的是 没有孩子 的 女性 越来越多，而 意外无嗣 的原因之一，是她们接受越来 越高的 教育，然后忙于 事业 追求，为此错过了最佳的 生育年龄。

        人们 似乎还不够 重视生育能力 存在 稍纵即逝 的 黄金窗口期。全球的统计发现，年过 30岁的 夫妇，有 三分之一 尝试生育一年后无果；  肖 反复指出，女性 过30岁后，受孕的概率下跌 50%。《 2023年人口简报 》说， 国人 的结婚年龄 中位数 在推迟，男性为 30.5岁，女性则为 28.8岁，分别比 10年前 迟了0.4岁及1.1岁。

        生育与否，如今已不再 天经地义，而是个人的 人生 选择。尊重 个体 自由意志，确实有它的现实意义。但这并不能妨碍人们探讨 个体选择 所可能产生的 集体后果，以及最终对 个体 幸福的影响。人口崩塌 的社会影响是全方位的，而且余波深远 ……

        虽然生育事关两性，但 女性 的角色却最 关键。她们怎么选择配偶，何时产下 第一胎，都会决定社会能否延续。现代 女性 有了更多选择，无须再扮演 主妇 和 母亲 的单一角色。女性 接受更高的 教育，追求与 男性 一样的事业成功，不甘只扮演“ 生育机器 ”的传统角色。社会应该做的，是提供更多的信息，让 年轻女性 都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自己所认为的 正确 选择。

        无奈且不幸的是，当代 女性 面对更多的额外压力。绝大多数 女性 的 母性本能，在适龄阶段会激发她们 生儿育女 的 天然欲望。但 几百万年 形成的 进化本能，让 女性 的 择偶 标准比男性苛刻，因为她们必须确保伴侣有 能力和意愿，与自己共同 培育孩子。所以 女性 会选择比自己更有本事、社会地位更高因而 资源 更多的男性结婚。

        由于越来越多 女性 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自然要打好 事业 基础。因为会选择比自己更强的 男性 结合，她们一般不考虑 学历 和潜在 收入 比自己低的男性。所以在理论上，女性 受教育程度越高，潜在的 配偶人选 就越少。根据 2021年 公布的统计报告，本地 25岁到34岁 群体中，受过高等教育的 女性 比率为 90.2%，略高于男性的 90%。

        社会不能为了提高生育率，而舍弃 女性 对 经济 乃至所有 创造活动的 贡献。因此，从 最佳生育 黄金窗口 和 女性 择偶人选 最大化考量，既有的 先接受教育，再建立事业，后规划生育的 人生模式 安排，必须有 颠覆性 的改革。因应 人口老龄化 和 科技发展 所强调的终身学习概念，不妨作为改革的参考。“ 把 教育 和 事业 的 阶段 化整为零，让 婚姻和生育 发生在 适龄 阶段 ”，或许是值得社会开始 思考 和 辩论 的方向。

        务实地说，解决问题的时间不多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国家能有效地逆转 生育率 下降的趋势，包括 富裕 且不惜 重金 奖励生育的北欧 国家。但我们不能灰心丧志而 坐以待毙。新加坡 建国总理 李光耀 1998年 访问澳大利亚时，有感而发的大哉问：“ 100年后 新加坡 还存在吗？” 而今有了更多玩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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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三十多岁 的闺蜜，一个娃娃 13 岁，一个娃娃 5 岁，双方发娃娃照片，一个感叹“ 早点生娃娃也对 ”，另一个回怼“ 你一切都顺顺当当 ”……

         瑞典 皇家科学院 宣布，将 2023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 授予 美国经济学家 克劳迪娅 · 戈尔丁（ Claudia Goldin ）， 表彰她“ 发现了 劳动力市场 性别差异 背后的关键因素 ”。

         现年 77岁的 戈尔丁 是 第一个 提供几个世纪以来 女性收入 和 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 的学者。她的研究揭示了这些变化 背后的 驱动力，并指出了 性别差异 持续至今 的主要原因。

         评奖委员会 星期一（10月9日） 发表声明说，戈尔丁 的研究“ 增进了我们对 妇女劳动力市场 的了解 ”。

         诺贝尔经济学奖 委员会主席 斯文森 说，了解 妇女 在 劳动力市场中 的作用对社会非常重要。“ 由于 戈尔丁 的开创性研究，我们对未来可能需要消除的 潜在因素 和 障碍 有了更多的了解。”
  
        瑞典 皇家科学院 秘书长 艾利格伦 说，戈尔丁 对能够获得这项殊荣“ 感到意外，但非常非常开心 ”。

        现任 哈佛大学教授 的 戈尔丁 是一位 美国经济历史学家 和 劳动经济学家，她的研究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 女性 劳动力、收入 方面的性别差距、收入不平 等、技术变革、教育 和 移民。 她的大部分研究都是 通过 过去的视角来 解释 现在，并探讨 当前 关注问题的根源。

        诺贝尔经济学奖 是今年颁发的 最后 一个 诺贝尔奖项，戈尔丁 将可获得 1100万 瑞典克朗 （ 近  718 万元人民币 ） 的奖金。

        诺贝尔经济学奖 自1969年 颁发至今，仅有 三位 女性获奖，另外 两位女得主 分别为 2009年 的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 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以及 2019年 的 法裔美国 经济学家 迪弗洛 （ Esther Duflo ）。



        20世纪，劳动力市场 发展的最大变化是 女性 更频繁 参与 经济活动。某种意义上，是女性“ 孕育 ”了 现代劳动经济学。相比男性，不同地区、不同时期 女性 的劳动参与度和工作小时数更加富于 变化，这使 经济学家 分析这种行为的变化成为可能。

       戈尔丁 于 2006年 发表“ The Quiet Revolution that Transformed Women’s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Family ”一文， 探讨了 19世纪末 以来改变 美国女性 就业、教育和家庭的变革过程。她认为，现代美国 女性 的经济角色经历了 四个 阶段，前三个阶段是 演进式 的 （ evolutionary ）， 最后一个阶段是革命性的 （ revolutionary ）。演进 与 革命 的区别体现在女性的 视野、认同 及决策 三个方面。

        第一阶段，上迄 19世纪末，下至 1920年代，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 女性 通常 年轻、未婚，且大多数 受教育程度低，来自 低收入 家庭。作者引入 劳动力供给中 的两个关键系数，即 斯勒茨基方程 中的 需求工资补偿弹性 以及 收入弹性，指出此阶段 收入效应 大大高于 替代效应： 来自丈夫收入增加的 （ 负面 ） 收入效应大大超过来自妻子收入增加的 （ 正面 ） 替代效应。

        第二阶段，自 1930年代到1950年，35-44岁 的 已婚女性 劳动率增加了 15.5% 。 收入效应 逐渐下降，替代效应 稳步上升。产生这种变化的最重要原因是从 1900年代初 开始，随着新型 信息技术 的到来，市场对 文字类工作者 产生了巨大 需求，加之 1910-1930年 高中入学率 大幅提升，高中毕业生 供给增加。1940年代 早期 marriage bars 制度 （ 禁止雇佣已婚女性 ） 的根除，也廓清了 已婚女性 参加工作的障碍。

        第三阶段，从 1950年代到1970年代，45-54岁 的 女性 劳动率继续上升，25-34岁 女性群体 的劳动力急剧上升。随着 固定 兼职 工作的增加，社会对 女性 参加工作的 接纳度 变大，女性劳动力 供给变得更具 弹性，收入效应 继续下降，替代效应 开始超过 收入效应。此时期 女性劳动率 的增加以及工作时数的增加大多是由 需求 所推动。

        第四阶段，1970年代 至今 则是无声革命阶段。 在上述 第二、三阶段，已婚女性 的 劳动参与率 大幅提升，但这并非革命发生的标志，而只是革命的 前提条件。那么，革命发生的 征兆 是什么？ 它反映在 女性 视野、认同 与 决策 的变化之中。作者发现，结婚年龄、大学毕业、专业学校入学的转折都发生在 1970年 左右。女性 对未来工作的期待，关于 女性 和 事业 的社会规范，影响女性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在 1960年代末 到1970年代 也开始发生变化。

       戈尔丁认为，女性 视野 的扩大、认同 的 改变、相对收入 与 职业变化，都是 革命 发生的征兆。根据国家纵向调查数据 （ NLS ），可以看出 不同年龄段 女性 对 就业的期待 总体呈上升趋势 。 在此阶段，女性 的 大学入学率 和 毕业率 大大增加，首次 婚姻 的年龄 推迟，并继续 求学于 研究院校。这些都说明 女性的 视野 在逐步扩大。

        其次是  个人认同变化。1970年代初开始，女性 更强调 同事 的认可、事业的 成功，这是个人满意度的重要因素。1980－1990年代，受教育 女性 的 收入弹性 和 替代弹性 都大幅降低 。这反映出 女性 就业的观点发生根本变化，个人认同 逐渐成为 考虑的重点。

       第三是  相对收入 和职业的变化。视野 扩展、认同 发生变化后，年轻女性 为进入 劳动市场 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女性收入 相对于 男性 从 1950年代起持平，1980年 左右开始 增加。这大多是由于 女性 工作经验增加，以及她们的 技能 与 市场 更加相关，这反映在 经验回报率 的逐日增长。

        概言之，究竟是什么导致革命发生？  1950－1960年代，劳动力 需求 大大增加。女性劳动力 需求 相对稳定，且 劳动力供给 更具弹性。革命时期 的 女性 能够更好地进行 人力资本投资。她们的大学 入学率 和 毕业率 大大增加，并继续接受 研究生 教育。1950年左右 出生的 女性 群体，首次 婚姻的年龄也 推迟了，加上 1960年代 离婚率 开始增加，这意味着他们花在 婚姻生活上 的时间骤然 减少，经济独立 变得更具价值。

       戈尔丁 还试图回答无声革命是否 在1990年后 即已停止。她指出，各年龄段、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的 女性劳动参与率 持续上升一个世纪后，从1990年左右进入平稳状态 。 十五年前，女性 劳动参与率 似乎进入一个平稳时期。这让我们思考是否存在一个 女性 劳动参与的“ 自然率 ”。他认为对于 三十多岁的 女性 而言，劳动“ 自然率 ”并不存在，1990年后 她们的劳动参与率依然有 小幅度 上升； 而二十多岁的女性 参与度相对平稳，对她们而言或许存在着“ 自然率 ”。

        戈尔丁  接着回应当前话题，即 女性 是否正在选择 逃离 劳动市场，回归家庭，进一步说明 无声革命 是否已经消寂。作者 根据 The College and Beyond dataset，得出回归分析结果，其中 孩子 是影响 女性 失业时长的最重要因素。

        当前人口调查 （ CPS ） 以及上述 数据 并未显示大学毕业的 女性，尤其是毕业于 34个 名校院校的女性，大规模从劳动市场退出，这一现象也并未加剧，这也说明 无声革命 并未停止。

       出生于 1940年代末 的 女性 不知不觉地 经历并推动了 一场无声革命，这场 革命 改变了 女性的 就业、教育 和 家庭 状况。然而，“ 革命 ”会倒退吗?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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