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 皇家科学院 宣布,将 2023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 授予 美国经济学家 克劳迪娅 · 戈尔丁( Claudia Goldin ), 表彰她“ 发现了 劳动力市场 性别差异 背后的关键因素 ”。
现年 77岁的 戈尔丁 是 第一个 提供几个世纪以来 女性收入 和 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 的学者。她的研究揭示了这些变化 背后的 驱动力,并指出了 性别差异 持续至今 的主要原因。
评奖委员会 星期一(10月9日) 发表声明说,戈尔丁 的研究“ 增进了我们对 妇女劳动力市场 的了解 ”。
诺贝尔经济学奖 委员会主席 斯文森 说,了解 妇女 在 劳动力市场中 的作用对社会非常重要。“ 由于 戈尔丁 的开创性研究,我们对未来可能需要消除的 潜在因素 和 障碍 有了更多的了解。”
瑞典 皇家科学院 秘书长 艾利格伦 说,戈尔丁 对能够获得这项殊荣“ 感到意外,但非常非常开心 ”。
现任 哈佛大学教授 的 戈尔丁 是一位 美国经济历史学家 和 劳动经济学家,她的研究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 女性 劳动力、收入 方面的性别差距、收入不平 等、技术变革、教育 和 移民。 她的大部分研究都是 通过 过去的视角来 解释 现在,并探讨 当前 关注问题的根源。
诺贝尔经济学奖 是今年颁发的 最后 一个 诺贝尔奖项,戈尔丁 将可获得 1100万 瑞典克朗 ( 近 718 万元人民币 ) 的奖金。
诺贝尔经济学奖 自1969年 颁发至今,仅有 三位 女性获奖,另外 两位女得主 分别为 2009年 的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 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以及 2019年 的 法裔美国 经济学家 迪弗洛 ( Esther Duflo )。
20世纪,劳动力市场 发展的最大变化是 女性 更频繁 参与 经济活动。某种意义上,是女性“ 孕育 ”了 现代劳动经济学。相比男性,不同地区、不同时期 女性 的劳动参与度和工作小时数更加富于 变化,这使 经济学家 分析这种行为的变化成为可能。
戈尔丁 于 2006年 发表“ The Quiet Revolution that Transformed Women’s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Family ”一文, 探讨了 19世纪末 以来改变 美国女性 就业、教育和家庭的变革过程。她认为,现代美国 女性 的经济角色经历了 四个 阶段,前三个阶段是 演进式 的 ( evolutionary ), 最后一个阶段是革命性的 ( revolutionary )。演进 与 革命 的区别体现在女性的 视野、认同 及决策 三个方面。
第一阶段,上迄 19世纪末,下至 1920年代,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 女性 通常 年轻、未婚,且大多数 受教育程度低,来自 低收入 家庭。作者引入 劳动力供给中 的两个关键系数,即 斯勒茨基方程 中的 需求工资补偿弹性 以及 收入弹性,指出此阶段 收入效应 大大高于 替代效应: 来自丈夫收入增加的 ( 负面 ) 收入效应大大超过来自妻子收入增加的 ( 正面 ) 替代效应。
第二阶段,自 1930年代到1950年,35-44岁 的 已婚女性 劳动率增加了 15.5% 。 收入效应 逐渐下降,替代效应 稳步上升。产生这种变化的最重要原因是从 1900年代初 开始,随着新型 信息技术 的到来,市场对 文字类工作者 产生了巨大 需求,加之 1910-1930年 高中入学率 大幅提升,高中毕业生 供给增加。1940年代 早期 marriage bars 制度 ( 禁止雇佣已婚女性 ) 的根除,也廓清了 已婚女性 参加工作的障碍。
第三阶段,从 1950年代到1970年代,45-54岁 的 女性 劳动率继续上升,25-34岁 女性群体 的劳动力急剧上升。随着 固定 兼职 工作的增加,社会对 女性 参加工作的 接纳度 变大,女性劳动力 供给变得更具 弹性,收入效应 继续下降,替代效应 开始超过 收入效应。此时期 女性劳动率 的增加以及工作时数的增加大多是由 需求 所推动。
第四阶段,1970年代 至今 则是无声革命阶段。 在上述 第二、三阶段,已婚女性 的 劳动参与率 大幅提升,但这并非革命发生的标志,而只是革命的 前提条件。那么,革命发生的 征兆 是什么? 它反映在 女性 视野、认同 与 决策 的变化之中。作者发现,结婚年龄、大学毕业、专业学校入学的转折都发生在 1970年 左右。女性 对未来工作的期待,关于 女性 和 事业 的社会规范,影响女性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在 1960年代末 到1970年代 也开始发生变化。
戈尔丁认为,女性 视野 的扩大、认同 的 改变、相对收入 与 职业变化,都是 革命 发生的征兆。根据国家纵向调查数据 ( NLS ),可以看出 不同年龄段 女性 对 就业的期待 总体呈上升趋势 。 在此阶段,女性 的 大学入学率 和 毕业率 大大增加,首次 婚姻 的年龄 推迟,并继续 求学于 研究院校。这些都说明 女性的 视野 在逐步扩大。
其次是 个人认同变化。1970年代初开始,女性 更强调 同事 的认可、事业的 成功,这是个人满意度的重要因素。1980-1990年代,受教育 女性 的 收入弹性 和 替代弹性 都大幅降低 。这反映出 女性 就业的观点发生根本变化,个人认同 逐渐成为 考虑的重点。
第三是 相对收入 和职业的变化。视野 扩展、认同 发生变化后,年轻女性 为进入 劳动市场 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女性收入 相对于 男性 从 1950年代起持平,1980年 左右开始 增加。这大多是由于 女性 工作经验增加,以及她们的 技能 与 市场 更加相关,这反映在 经验回报率 的逐日增长。
概言之,究竟是什么导致革命发生? 1950-1960年代,劳动力 需求 大大增加。女性劳动力 需求 相对稳定,且 劳动力供给 更具弹性。革命时期 的 女性 能够更好地进行 人力资本投资。她们的大学 入学率 和 毕业率 大大增加,并继续接受 研究生 教育。1950年左右 出生的 女性 群体,首次 婚姻的年龄也 推迟了,加上 1960年代 离婚率 开始增加,这意味着他们花在 婚姻生活上 的时间骤然 减少,经济独立 变得更具价值。
戈尔丁 还试图回答无声革命是否 在1990年后 即已停止。她指出,各年龄段、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的 女性劳动参与率 持续上升一个世纪后,从1990年左右进入平稳状态 。 十五年前,女性 劳动参与率 似乎进入一个平稳时期。这让我们思考是否存在一个 女性 劳动参与的“ 自然率 ”。他认为对于 三十多岁的 女性 而言,劳动“ 自然率 ”并不存在,1990年后 她们的劳动参与率依然有 小幅度 上升; 而二十多岁的女性 参与度相对平稳,对她们而言或许存在着“ 自然率 ”。
戈尔丁 接着回应当前话题,即 女性 是否正在选择 逃离 劳动市场,回归家庭,进一步说明 无声革命 是否已经消寂。作者 根据 The College and Beyond dataset,得出回归分析结果,其中 孩子 是影响 女性 失业时长的最重要因素。
当前人口调查 ( CPS ) 以及上述 数据 并未显示大学毕业的 女性,尤其是毕业于 34个 名校院校的女性,大规模从劳动市场退出,这一现象也并未加剧,这也说明 无声革命 并未停止。
出生于 1940年代末 的 女性 不知不觉地 经历并推动了 一场无声革命,这场 革命 改变了 女性的 就业、教育 和 家庭 状况。然而,“ 革命 ”会倒退吗?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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