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议论驱逐客卿脱钩断链去风险的双向互动

        最近新加坡的聚会和大型论坛多，几天前遇到一名老朋友，他问起北京最近的情况，语带苦恼地表示自己已不能再到中国。之前几年是因疫情缘故，今年则是因为他服务的公司不让他踏足中国境内。

        我错愕了一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的公司禁止你到中国？” 正纳闷着，一回神想起友人在大型跨国公司服务，具体负责 政府关系 的研究，包括 追踪 和 分析 中国的 政经形势，以评估大规模、长期对华投资的风险。这原是很专业与正常的工作，但在今年3月以来北京抓间谍、防泄密的浓重氛围下，俨然成了高危行业。

        中国政府在7月实施了新修订的《 反间谍法 》，“ 适度扩大相关主体窃密的对象范围 ”，并明确将“ 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 ”纳入保护； 也增加官方在调查处置中的传唤、不准出入境等行政执法职权。当时已有不少评论担忧这将导致 寒蝉 效应，进一步影响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而且还是中国自行与国际企业“ 脱钩 ”。

        友人的切身经验，显示所谓的 寒蝉效应 绝非夸大其词，大型跨国公司已感到压力，赶着制定各种条例保护员工。

      《 反间谍法 》属于 法律条文上 的震慑。对跨国公司而言，更大的震撼是 今年4月 美国咨询企业 贝恩公司 旗下上海分公司的员工被警方突击问话。此前，美国尽职调查公司 美思明智集团 的五名中国籍员工也一度被扣留，其北京办事处被关闭。

       客观而言，随着中美关系紧张不断加剧，国际投资者需要进行更缜密的安全评估，这就促使咨询研究人员收集更多关键信息。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加强保密，但当局对于哪些 资料与数据 属“ 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 ”，定义非常宽泛，这就让更多人处在可能被当局调查的风险中。
直到最近都有外企人员在华被禁止出境的新闻。据《 华尔街日报 》报道，美国风险咨询公司 德安华 （ Kroll ） 驻香港的一名高管 7月 被禁止离开 中国大陆，以协助当局调查一宗几年前的案件。野村 一名驻港资深投资银行人员最近也向公司表示，他 不能离开 中国大陆。

        我的新加坡 友人 所服务的并 非咨询 或 银行业，但为防高管在中国陷入 被禁止离境 的窘境，他的公司制定了 不准访华 的高层名单。不止如此，公司也把多个部门分割为中国与非中国部分，以阻隔风险。这种情况下，这家大型跨国公司会如何看待中国的投资前景，采取怎样的对华投资策略？  答案可想而知。

       无独有偶，近日又辗转听说一名在中国担任高职的 专家 被列入“ 不得出境名单 ”。这名 高级专家 倒不是陷入麻烦被禁止出境，而是中国政府为了避免他在国外 被绑架，重演华为首席财务官 孟晚舟 几年前在加拿大被扣留的情节，把他列为被保护对象。中国官方认为，在当前的国际氛围下，重要人物踏出国门后被扣留的风险已必须正视。

       外企高管 回避 踏入中国，一些中国的专家被“ 禁足 ”国内 —— 这种彼此 自我设限 的局面，清楚反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不信任甚至恐惧，中外的交流与商业合作很难不受阻碍。

       事实上，即使是一般的民间中外往来，近年也愈来愈不方便。在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要求下，中国对公务员出国采取严格规定，处级以上干部若非有公事，因私出境都需要公安机关、单位审批。至于外国人到中国观光或经商，则是要饱受没有大陆手机号订票难、无法叫网约车之苦，感觉寸步难行。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中国政府迟迟不着手解决，是在发出一个信号： 有多少外国人到中国进行文化或商旅交流，并非它十分关心的事项。

       中国城市里的外国人去哪儿了？  在今年疫后解封以来，外界原本期待的中外交流迅速复常的局面没有出现，反而迎来更冷的情况。《 南华早报 》引述官方数据显示， 2023年前六个月，中国旅行社接待了 47万7800名 外国游客，仅为 2019年 同期的 5.58%。

        这只是旅行社的接待人数，不是准确的入境旅客人数，但中国境内外国人身影减少是个不争的事实。个中原因很多，不光只是《 反间谍法 》，也受疫后国际旅游复苏速度、申请赴华签证便利性、东西方氛围对立等因素影响。

       其中有些情况并非中国 单方面 可控，但有的情况却是中国能改善的。虽然中国与美国都口口声声称 无意脱钩断链，但 脱钩断链 却实实在在发生中，而双方都在各自 使力加剧 脱钩趋势。中美分别在信息与人员流通上、在科技上竖起高墙，东西方局部脱钩的情况，还要演化好一段日子，暂时看不到逆转的希望。

     （ 作者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艺术与人文硕士 《 早报 》中国新闻的编辑  ）

       中国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 反间谍法 》并于7月1日起施行。新法在针对性完善间谍行为的界定、体系化设置反间谍安全防范，以及全面规范反间谍行政执法保障等方面，做了较全面的调整与规范，在打击新型间谍行为方面无疑加大了力度并取得一定战绩。

        然而，因法令内容可能过于模糊和宽泛所引发的市场担忧，亦不容忽视或回避，即使讨论问题本身，就可能已经成为问题。然事关中国崛起之国运又如鲠在喉，不能不谈。

        尤其值此 中美 全面对抗之际，外国投资已锐减，说中国正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局面，亦不为过。所以自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稳定经济、提振市场信心的举措。然而《 反间谍法 》无疑会对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增加法律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甚至会使外商顾虑重重，更使一些全球公司的大笔资金，转往法律风险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印度以及日本。

        该法也可能对中国的国际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产生难以想象的消极影响。要知道，改开以来中国增长如此之快，科技进步如此迅猛，甚至在有些领域大有超越欧美引领世界之势，这一切都须臾离不开国际交流与科研合作。只要看看清华、北大近些年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如一骑绝尘般的上升速度，就能明白一二。

        美国说限制中国科研交流是为了防止高科技外泄，而中国通过这样的立法，又会产生何种效果？  尽管以立法形式防范打击间谍活动、维护国家安全，是各国通行办法，但应避免产生寒蝉效应，导致人心惶惶，作茧自缚，自乱阵脚，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走笔至此，笔者遥想起 2000多年前 李斯 所写的千古雄文《 谏逐客书 》。公元前237年，秦人 发现为 秦国 兴修水利工程的 韩国 水利专家 郑国 原来是 间谍，真实目的是通过大规模 修渠，消耗秦国人力物力，拖累秦国，使其无力 伐韩，以延缓 秦国 兼并步伐。这一意图暴露后，让一些倍感个人利益与机会受到挤占侵犯的 秦国贵族 大肆炒作，力劝 秦王 驱逐 六国入秦 的 客卿 （ 另一说认为此令起因是 秦王 继位十年左右剪除 吕不韦势力 后而下 ）。

       谏书一开篇，李斯 就毫不含糊地点出逐客之令“ 窃以为过矣 ”。紧接着直接摆出一长串众所周知的事实，巧妙回避了说不清理还乱的主观动机问题，也避免了自辩清白的尴尬与被动。李斯 从 秦穆公 招纳贤士说起，列举了 穆公 因重用从西方来的 由余、东面来的 百里奚、宋国的 蹇叔、晋国的 丕豹、公孙支 五位 人杰，短短数年便兼并了 20个 诸侯国而称霸西戎。孝公 采用 商鞅 新法，国家因此富足强盛，百姓争先为国效力，打败 楚魏 军队，攻城略地 超过千里，奠定 秦国 强盛之基石。惠王 采 张仪 之策，攻克 三川之地，兼并 巴蜀、上郡，控制 汉中、九夷之地 以及 楚之鄢郢，并占有 成皋 之险，最终拆散了 六国 的 合纵联盟，迫使他们 西来侍奉 秦国，功业延续至今。昭王 得 范雎、废穰侯、放逐 华阳君、加强 君权、削弱 贵族豪门 之势、蚕食 诸候。这 四位 国君，都是凭借着 客卿 的功劳而成就 秦国帝王 之业。客卿 又哪里辜负了 秦国 呢？  假使当初拒绝 客卿 而不接纳，疏远贤士而不重用，又哪里会有 秦国 富庶之实和强大的盛名呢？

        最后，李斯 强调，现在 秦王 却弃百姓以 助敌国，逐客卿 以成就他国 霸业，让天下贤士退缩而不敢西来，裹足不敢入秦，这就叫做“ 借武器于敌，送粮食于贼 ”。物品虽不产自 秦国 而宝物众多，贤才不出自 秦国，而愿效忠 秦国 者众。而今 驱逐客卿 以资敌，损害自己人民而有益于仇敌，必使国内空虚而又结怨于诸侯，如此必致国家于危险境地。

        纵览全文，不仅旁征博引，文采斐然，而且雄辩滔滔，气魄宏伟，犹如水银泻地，一气呵成。难怪鲁迅会说：“ 秦之文章，李斯 一人而已。”  更令人感佩叹服的是 李斯 虽然批了 逆鳞，秦王 却不仅改弦易辙，收回逐客 的命令，而且从此委 李斯 以重任。最终在 李斯 的精心辅佐下“ 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 （ 贾谊 《 过秦论 》 ）。

        前述 郑国间谍案 的处理也是如此。郑国 在间谍案发后曾 答辩：“ 我虽是间谍，但水渠修成之后，定会给秦国带来巨大利益。我只不过是为 韩国 争取了 几年时间，而为 秦国 建立的却是 万世之功。” 秦王认为所言有理，不仅没有治他的罪，反倒命其戴罪立功，继续负责修建水渠，终于 公元前236年 竣工，并得名 郑国渠。渠 建成15年后，秦 灭六国，实现了天下统一。

        可见秦始皇之霸业绝非偶然，他靠的既不是 大抓间谍、驱逐客卿，更不是一意孤行，仅凭霸蛮之力，而毋宁是从谏如流、博采众长。

        综观历史，能称为 盛世者 有哪一个不是兼容并蓄，有容乃大？ 一个能在短短 40年 便超越华夏历史，并奋力赶上西方近代 200余年 工业革命之成就，令世界瞩目的改革开放，又不知比 秦皇 之霸业，文景、贞观之治 要伟大多少倍。改开之所以成功，靠的是开放、共享的心态；是中国上下对市场无比高涨的信心与敢想、敢做、敢当的冒险与无畏精神；  是改革者的胸怀与取西人之长补己之短之务实精神；  是认真奉行孔夫子的朴素认识论精神，也是荀子《 儒效 》所阐发的“ 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 ”的永恒价值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并深化改革开放，最终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创新。

      （  作者 是德国洪堡大学法学博士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阿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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