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无疆 无国界医生 行者无涯 战地记者

一路陪伴

        《 无国界医生 》

        在人们彻夜逃离战火的时候，有一群中国人，义无反顾地闯进死神的领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 无国界医生。每逢危难，他们总是奔赴全球各 大灾区、战区、疫区，向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挣扎着的人们伸出援手。

        1、

        中国无国界医生的故事，要从一个女人开始说起。

        她叫 屠铮，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 妇产科 主治医师。她是中国 第一位 参与无国界医生 海外志愿 工作的医生。

        2007年4月，36岁 的她远赴 利比里亚 的首都 蒙罗维亚，为当地妇女提供 妇产服务 及 外科手术。那里刚结束内战，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故乡成了一片焦土。

        屠铮 面对的，是不间断的武装冲突和极其脆弱的医疗系统。

        当年，利比里亚 有 325万 人口，但注册医生只有 121人。那里的孩子刚出生时是按出生日取名的，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一周以后，如果孩子还活着，父母才会给他取一个正式的名字。

        为了救人，屠铮 曾连续工作 36个 小时。她经常半夜被叫醒，站上手术台。她不怕枪林弹雨，却怕自己无能为力。

        医疗器械匮乏，6个月中，她眼睁睁地“ 送走 ”6个 孕妇，还有数不清的孩子 —— 这比她过去从医 10年 见证的死亡病例还要多。

        高温雨季，医院没有能力给除了手术室之外的地方安装空调。屠铮 的手术服在汗水和潮湿中锈得扣不住，同事急得不行，屠铮 却冷静地撕下一块胶布：“ 别慌，贴上！ 赶紧手术！”

        医院的救援项目中，有越来越多的名为“ Zheng ”的小孩出生。那是战火纷飞中共同经历生死关头后，妈妈们 为了记住这位美丽善良的医生，而为孩子赋予的新生的意义。

        2、

        2012年5月，做了几年 无国界医生 的 屠铮，收到一封邮件：“ 屠老师，我想加入 无国界医生组织。我已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个重大的转折点。”

        发信人是她的师妹，浙江妹子 蒋励。又一个中国姑娘扛起火炬，做暗夜中的 点灯人。

        2013年，蒋励 33岁，被指派到 阿富汗 霍斯特省。

        医院 就是一排残破的平房，只有 3间 屋子 —— 一间是手术室，一间是病房，一间是医生宿舍。蒋励 和另一位来自巴西的姑娘，就是这家医院仅有的 两名 妇产科医生。

        阿富汗 的春天浸在战火里。医院旁边就是警察局，经常遭到反政府武装的攻击。蒋励 和医生们的宿舍外墙砌着一圈砖，就是为了防止被流弹打穿。

        蒋励 顾不上恐惧，因为 无国界医生 所在的医院提供的治疗全部免费，每天都会涌入大量的 病患。她要面对的是 每个月 1200 到 1300个 的分娩量。“ 待产室住不下，就在车上生、地上生。我进手术室的时候外面是一拨人，等我出来时已经又换了一拨人。”

        每隔一天，蒋励 就要经历一次 24小时 的完全当值。这24小时内，她随时待命，没有休息的时间。

        在这个不倡导女性接受教育的地方，母婴 的死亡率很高，每天她都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很多妇女在小诊所接受了不正规的治疗，被输入超量催产素后子宫破裂。在国内很少见的 重度先兆子痫 的胎盘早剥症状、合并症和并发症，在这里随处可见。

        枪声也无处不在。

        一天晚上，蒋励 正在睡梦中，巨大的爆炸声让她从梦中惊醒。她惊慌失措，不知道该往哪里躲，害怕地给万里之外的未婚夫打电话。未婚夫极力安慰她，给她发来马友友的大提琴协奏曲，希望用音乐安抚她的情绪。蒋励 不停地安慰自己：“ 天亮就安全了。”

        危险如影随形，但 蒋励 仍恪尽职守。原本在 阿富汗，每10万个 孕产妇里面，就有 四五百个 死亡病例。但在 蒋励 值守 阿富汗 的 3个月 里，她接生了 几千个 新生儿，并且没有 一个产妇 死亡。蒋励创造了一个奇迹。

        3、

        做 无国界医生，是没有工资的，只有每个月 922 欧元 （ 约合人民币6500元 ） 的补助金，和只够生活成本的津贴。但他们放弃了和平与安稳，甘愿陷入危险和清贫。

        做这一切，不过是因为医者的仁心。

        来自 香港的 赵卓邦，是一位护士主管。2013年，他辞去 月薪 3万 港币 （ 约合人民币 2.4万元 ） 的工作，加入 无国界医生 组织。工作地点是 也门 的 萨达。

        赵卓邦

        当时，那是十分动荡的战乱之地，几乎每天都受到联军的空袭。不论昼夜，耳边都是战机、爆炸和空袭的声音。

        一天早上6点，“ 轰 ”的一声巨响，炸弹直接炸毁了他们基地旁边的一栋建筑物。对这类事情，他早就习以为常，直到 2015年 的冬至。那天，一个男人走进医院的帐篷，在床上放下一张毯子和一个袋子后便离开了。

        赵卓邦 打开毯子，里面是一个小女孩的尸体。“ 她的脸已被烟熏黑，头部右边有大部分不见了。其他护士告诉我，袋子里装的是人体残肢。”  恐惧和后怕在这一刻被放到最大，可眼前一个个求生的病患，让他迅速冷静下来。他是能给这些绝望之人带去希望的人。

        另一个在 赵卓邦 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故事，是关于一个 4岁 小男孩的。小男孩每天都会跟随祖父，一起到医院更换包扎敷料。他的其他家人都在一场空袭中丧生。他的右臂在空袭中受创，需要截肢。为了逗他开心，赵卓邦 每次都会在他的绷带上画一块手表。

        看着小男孩天真烂漫的笑容，他心里隐隐作痛 —— 小男孩将永远失去在右手腕上戴手表的可能。

        有时候，赵卓邦 会拿香港的孩子和当地的孩子做比较：“ 在香港，小朋友如果听到飞机的声音就会很开心，他们会喊‘ 长大后我要做飞行员 ’。但在也门，飞机带来的从来都不是希望。”

        4、

        做 无国界医生，最难的不是工作，而是如何活下来。

        西非 埃博拉 疫情暴发时，赵卓邦 也在第一线。一天，他穿好防护服准备前往高风险区。同事叫住他，邀请他一起祈祷。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手挽手围成一圈，虔诚地闭上眼。祷告完，大家都会为对方送上一句“ 保重 ”。

        每个人都说得很沉重。走出门，谁也无法预知下一刻会面临怎样的危险，全身而退是最重要的。病毒通过血液和体液等介质传播，会经伤口感染。那段时间，他不剃胡子，也不剪指甲。有一次，在疫区，赵卓邦 的手被纸划伤了，平常不需要处理的伤口，增加了感染病毒的概率。

        那是他最恐惧的一次。尽管如此，赵卓邦 还是在疫区待了一个月。这是执行 埃博拉病毒 防疫任务所允许的最长时限。

        还有一位在 刚果 和 南苏丹 执行任务的姑娘，周吉芳。她在政府军、反政府军武装和部落武装长期冲突的地方执行任务，经常能听到枪响。

        她说：“ 最危险的一次是武装分子在半夜潜入了营地，他们应该是来抢劫的。有一位医生从房间里出来，被劫匪打中了肩膀，好在得到及时救治，之后被送到比利时治疗了很长时间。无国界医生组织 成立40多年来，有的医生被绑架，也有的医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受伤甚至牺牲，意外是无法避免的，我们都要做好遭遇最坏情况的心理准备。”

        尽管他们知道此去征程漫漫，前路艰险，辛苦异常，但穿上白大褂便是一身傲骨、一腔赤血。

一路陪伴

         本文分析了 1993年 至 2019年 之间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 49部 战地记者回忆录，发现中国 战地记者 在角色认知、从业动机、职业技能和伦理反思 四个维度上 建构自身的 职业文化。中国 战地记者 一方面受到西方 战地新闻业 的深刻影响，建构起与 西方同行类似 的职业话语，另一方面嵌入在中国本土的 政治制度、文化传统 和 新闻实践 常规之中，体现出重视 国家利益 与 集体合作 的地方性特征。

        作者：  张洋 （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7级 博士生，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 厄巴纳 - 香槟分校 传媒学院 访问学者 ）

       战地记者 是专门从事 战地新闻采访 与 报道 的 新闻工作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战场，记录下战场上的 鲜血与泪水、残酷与温情，让本国民众得以知晓那些在战争中被掩盖的 真相，因此被誉为“ 无可争议的公民英雄 ” ( Saltzman，2005 )， 又被认为是 新闻业 中最具魅力的角色 ( Harris & Williams，2018，p.5 )。通常认为 战地新闻业 起源于 19世纪中叶，在 两次 世界大战中迅速发展，成为 现代新闻业 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随着抗日战争爆发，顾执中、曹聚仁、范长江、萧乾、陆诒、李庄、方大曾 等 第一批 中国战地记者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奔波于二战炮火之下，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下可歌可泣的战争故事。新中国成立后，在抗美援朝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历次战争中，都有 战地记者 随军采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 战地记者 相继奔赴 海湾战场、波黑战场，开始作为 非参战国 的 记者 报道举世瞩目的战争。进入21世纪后，《 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 中国青年报 》、东方卫视、《 环球时报 》、《 南方周末 》、《 南方都市报 》、凤凰卫视 等媒体向 阿富汗战场、伊拉克战场、利比亚战场 派出越来越多的 战地记者，在全球传播中发出 华语媒体 的 战地声音。唐师曾、水均益、闾丘露薇、周轶君 等 战地记者 凭借自己的出色表现，成为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明星人物，激励着众多青年学子怀抱理想投身 新闻业。

        在 战地新闻业 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 战地记者 如何阐释 战地报道 的意义？  如何认知自己的职业角色？  如何界定 战地报道 所需的专业技能？  如何对职业伦理进行反思？  中国 战地记者 的职业文化建构与西方同行相比有何异同？  目前学界对中国 记者 职业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研究大多聚焦于 调查记者、都市报记者 等群体，少有研究关注 战地记者。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一、研究回顾：  战地记者 的职业文化建构

       最早的 战地记者 研究者 Knightley ( 1975 ) 认为 战地记者 具有 英雄、宣传家 和 神话制造者 三重角色。战地记者 抱着宿命的态度面对风险 ( McLaughlin，2016，p.201 )，竭尽所能捕捉战场中的动人瞬间，其日常工作涉及 爱国主义、危险、暴力 和 戏剧性，蕴含着巨大的叙事张力 ( Saltzman，2005 )。 90年代 以来，战地报道 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战地记者 成为媒介人物，成名的想象驱动越来越多人投身战地报道。

       电视媒介 引入的 直播文化 空前强调了 战地报道 的 仪式性维度，在场 ( being there ) 成为 战地记者 职业文化的 核心，即通过展现自己曾处在战场中心来建立可信度 ( Korte，2015，p.24 ) 。在信息化时代，战地记者 在呈现真实战争经验中仍然发挥核心作用 ( Tumber & Webster，2006 )，而 数字媒体 带来的 互动性 则使得 战地记者 工作的表演色彩变得尤为明显 ( Busch，2012 )。

       战地记者 职业文化的话语建构主要依赖 两种 渠道： 以 战地记者 为主角的影视、小说等虚构作品以及 战地记者 的回忆录和传记。研究发现，战地记者 对于同行的 回忆录 和相关的虚构文本非常 熟悉，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表现 ( Korte，2015，p.16 )。 海明威 ( Ernest Hemingway )、盖尔霍恩 ( Martha Gellhorn )、默罗 ( Edward Roscoe Murrow ) 等知名记者的传奇故事，是后人选择成为 战地记者 的重要诱因 ( Murrell，2014，p.26 )。

        战地记者 的形象是小说、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具有 战地记者 经历的 海明威 在《 太阳照常升起 》 中描绘的 战地记者 形象成为后世创作者的灵感来源，英国作家 Waugh 根据 阿尔及利亚战争经历 而创作的小说《 独家新闻 》也成为讽刺 战地记者 工作的经典作品 ( Underwood，2013 )。 战地记者 历险是新闻题材电影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 ( Good，1989，p.5 )， 战地记者 也高居电影中 记者形象 的道德顶峰 ( Ghiglione & Saltzman，2005 )。

        电影中的 记者 被异国风情吸引，在炮火连天的战地中为 人权 而呼吁，反对战争造成的灾难，彰显出强烈的 个人英雄主义 气质。另一方面，这些虚构的 战地记者 往往嗜酒如命，愤世嫉俗 ( Underwood，2013，p.164 )。这些形象深刻地影响着公众对 战地媒体 的印象 ( Pedelty，1995 )，但虚构作品对于 战地新闻 的探讨往往较为肤浅，推动了 战地记者 刻板印象的再生产 ( Langman，2009，p.12 )。

        除小说和电影外，战地记者 本人也经常撰写 回忆录 披露职业经历，由于 战地记者 的 知名度 和 战地故事 的紧张刺激，这些 回忆录 和 传记 往往比虚构的小说更为 畅销。相比于第一时间发布的 战地新闻 报道，回忆录 具有更强的 文学 色彩，记录了更多生动的细节，注入了更个人化的反思。相比于虚构作品，回忆录 基于作者的 本真性 体验，因此更具感染力和可信度 ( Korte，2015，pp.17-19 )。 记者 在回忆录中会对自身实践进行反思，尝试通过叙事来界定何为好报道和好记者，记者的角色叙述未必与其实践表现相符，但与其角色认知高度相关，而这些叙述话语一旦被多数同行所接受，便转化为新闻角色规范，塑造职业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并吸引年轻记者加入专业队伍之中 ( Hanitzsch & Vos，2017 )。

        不少 研究者 对 战地记者 的访谈和回忆录进行 文本 分析，考察 战地记者 对自身工作的意义建构。研究发现，战地记者 在 访谈 和 回忆录 中都流露出他们希望履行公共职责的态度，被一种强烈的职业竞争压力所驱动 ( Korte，2015，p.36 )。 他们在回忆录中很少强调职业需求和服从命令，更多地强调克服困难的曲折经历 ( Harris & Williams，2018，p.6 )；  很少涉及新闻的背景和报道的收集架构过程，而是刻意制造冒险故事 ( Kester，2010 )；  将自我置于故事中心 ( Murrell，2014，p.32 )，经常撰写自己的 濒死 体验、战友的 陨落 和目睹 惨剧 后的心理创伤，生动地呈现自己工作中的危险 ( Harris & Williams，2018，p.4 )。

       这些叙事制造出关于自身职业的 浪漫主义神话 ( Carruthers，2011 )， 维系了作为 战地记者 的 职业文化身份 和 共同体想象 ( Pedelty，1995，p.2，p.146 )，同时还成为战争叙事的一部分，塑造各个民族的 战争记忆 ( Bromley，2004 )。在 战地记者 的 自我言说 中，主导的道德原则是 无私、为弱者发声、见证痛苦、公共服务和质询权力，常通过幽默讽刺的语言批评爱出风头的同行，同时彰显自己相对于政府和军队的独立性 ( Markham，2012，p.101 )。

        目前关于 战地记者 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 英美 经验，缺少 跨文化、跨地域 的比较视角。Korte 在研究 战地记者 的文化叙事时提出，关于 战地记者 的 职业神话 和 文化想象 大多源自英国的战争文化和媒介体制 ( Korte，2015 )。Good ( 1989，p.164 ) 则认为 战地记者 叙事的道德议题都与美国的 越战经历 有关，乃至源自当代美国文化的混乱。

        另有学者将 战地记者 冒险的动机归结为新闻专业竞争和个人主义文化 ( Tumber，2004 )，这种简单的 归因 显然无法解释为何许多更偏重集体主义的社会也会有大量 记者 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战场报道。这些结论都难免以偏概全之嫌，需要更多跨文化比较的视角进行补充。

一路陪伴

        张世欣 首次对中国本土的 战地记者 进行了经验性理论研究，考察其角色认知、职业动机和影响工作的因素。研究发现中国 战地记者 行业由 男性 主导，受好奇心驱动而从事战地报道，角色认知混杂了客观报道者、外交官、翻译和宣传者，注重从中国的角度报道新闻，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

       他们根据现场观察和采访来展示战区事实，注重揭露被西方媒体所封杀的声音，同时采用客观性作为策略性仪式，以避免遭受交战各方的批评。记者的个人经历以及与当地人互动的体验，都会影响着战地记者的立场、观点和对新闻价值的判断 ( Zhang，2016 )。

        张世欣 以深度访谈为研究方法，总计访谈了 16位 中国 战地记者，考察中国 战地记者 在当下时刻的实践行为和角色认知，提供了本土研究的典范。本文则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聚焦中国 战地新闻业 的仪式性维度，考察 战地记者 在不同历史时刻如何面向公众进行自我言说，塑造自身职业的文化意义。

         二、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正如国外同行一样，中国 战地记者 也有撰写 战地回忆录 的职业传统，其中相当一部分著作成为广受大众欢迎的 畅销书。这些 回忆录 铭刻下不同时期的中国 战地记者 对自身职业的认知和想象，既是 战地记者 建构身份认同和职业权威的重要渠道，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考察战地记者职业文化变迁的丰富素材。

        回忆录 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研究者们深入探讨了以回忆录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法论意义和局限。通常认为，作者在撰写 回忆录 时会在记忆的基础上对自身经历进行筛选、修饰和补充，这一加工过程受制于 语言文学传统 和广泛的 个体无意识 ( 杨正润，2001 )。从 回忆录 中抽取的数据难以达到实证研究所需的规范要求，但适用于以理论建构为导向的质化研究 ( 吕力，2012 )。在本体论上，回忆录 并非独白，而是个人与社群的对话，作者通过与社群互动来建构关系性自我，塑造身份认同 ( Eakin，1999，p.43 )。Hall 通过 四位 非裔记者 的回忆录考察美国新闻编辑室互动中的种族权力关系以及非裔记者如何界定自己的文化身份，是 回忆录 在新闻研究中的应用典范 ( Hall，2009 )。到目前为止，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应用记者回忆录、传记等文本材料所做的经验研究为数较少，本文亦尝试将这种研究路径引入媒介社会学的学术视野之中。

        1991年 爆发的海湾战争是中国大陆记者作为非参战方奔赴国际冲突的前线报道战争的起点，故本文选择 1991年 至今中国媒体 战地记者 在大陆公开出版的 回忆录 作为分析素材，总计收集到 49部 著作 ( 详见附录 )。除 战地记者 本人撰写的回忆录正文外，由他人撰写的序言作为作品的“ 副文本 ”( Genette，1997，pp.1-15 )，共同参与着对 战地记者 实践意义的界定，因此同样是本文的重要分析对象。

        研究者首先细致通读了上述 49部 战地记者 回忆录，了解其叙事内容、风格与结构，接下来进行聚焦式阅读，重点关注中国 战地记者 在回忆录中反思自身职业实践、阐释自身职业意义的话语，摘录出相关文本材料总计 五万 余字，作为本文的核心经验材料。研究者采用开放式编码的策略，对摘录出的文本进行反复阅读并逐段标记，将类似的主题、内容和修辞方式进行类目归并。研究者在进行编码时参照了文本的双重语境，首先是文本在回忆录中的叙事语境，以准确把握作者的叙事意图，避免断章取义；其次是文本的历史语境，试图在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 战地新闻业 发展的特定历史情境中理解 战地记者 建构出的职业话语。经过逐级编码，研究者最终提炼出四类叙事主题：  角色认知、从业动机、职业技能 和 伦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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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中国 战地记者 回忆录的文本分析

        经过叙事分析和编码分析，本文发现中国 战地记者 的职业话语建构与西方同行共享许多特征，由于已在前文综述中提及，此处不做过多展开，兹简述如下：

        战地记者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展开叙事，记录下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特别是给平民带来的痛苦。战地记者将为弱者发声视为自己的道德使命，对战争的评判带有强烈的道德感。战地记者 会花费大量笔墨来记录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同行，特别是讲述自己在战地耳闻目睹的同行伤亡。战地记者 会详细地描述战地采访中无处不在的危险，包括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险经历，揭示“ 在枪声中入眠，在爆炸声中惊醒，惊醒之后拎上相机就得去现场采访 ”( 黄敬文，2006，p.262 ) 的艰辛生活。此外，战地记者 会在回忆录中讲述战地报道中遗留下的精神创伤，多位 战地记者 在著作中提到回国后每听到爆竹之声，就会联想起战场上的炮火，触动充满血腥的战争记忆。

        以上发现与英文学术界关于西方 战地记者 职业话语的研究结论大致吻合，考虑到中西方迥异的 新闻管理制度 和 新闻实践传统，这种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 超越 文化语境的普遍性意涵，可视为由 战地记者 职业的内在特征决定的话语建构方式，即战地采访中的风险和创伤是建构 战地记者 职业身份和文化权威的重要象征资源。除了上述共性之外，中国 战地记者 的职业话语建构亦有诸多不同于西方同行的特征，受到中国本土新闻文化的塑造，接下来将从 角色隐喻、从业动机、职业技能、伦理反思 四个 角度加以阐释，并与西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对话。

         眼睛与战士：  中国 战地记者 的 两种 角色隐喻

         在中国 战地记者 的回忆录中，有 两种 关于自身职业的常见隐喻：  眼睛与战士。

        战争已经远离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民众只有依靠各类信息渠道的中介才能获得对战争的感知，战地记者 勇敢地承担起这一职责，他们将自己的角色定义为民众观看战争的眼睛，旨在带领读者“ 身临其境地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和战乱造成的创伤 ”( 余智骁，2008，p.1 )，同时也是媒体的“ 眼线和耳目 ”，帮助所在的媒体获得战争前线的一手资讯 ( 水均益，2015，p.15 )。如 聂晓阳 所述：“ 作为记者我经常感觉自己是很多人的眼睛 …… 让这双眼睛最感刺目和震惊的，是我在耶路撒冷看到的血腥的杀戮，在巴格达看到的无奈的哭号 ” ( 聂晓阳，2015，前言 )。

       前 战地记者 张骥文 在给同行 闫亮 的回忆录作序时说：“ 驻外记者充当了国内民众的眼睛 …… 驻外记者，你的千里眼。”( 张骥文，2012，序言 ) 黄敬文 的自序以《 穿越硝烟的眼睛 》 为题，刘洪 的 回忆录 则命名为《 穿越炮火的眼睛 》，都将 眼睛作 为自身职业的核心意象。因此，现场目击 ( witness ) 被中国 战地记者 赋予了重要的职业价值，认为遇到突发事件需要“ 亲眼看个明白 ” ( 马晓霖，2001，p.345 )，以便在硝烟中最及时和准确地将战争实况报告给公众。顾正龙 援引另一位驻中东的记者 操凤琴 所说，撑起“ 战地记者 ”头衔的是“ 大事发生时，我在现场 ” ( 顾正龙，2018 )。

        如果说 眼睛 是现代社会中媒体职能的普遍 隐喻，那么 战士 则是中国 战地新闻 实践传统中孕育出的独特象征。不同于西方 战地记者 将独立于 军方 作为自己的重要职业认同，中国 战地记者 长期以来参与报道中国军队保卫领土的战争，随同军队采访并接受军队的保护，因此与军队保持着相对密切的关系。

        中国 战地记者 的回忆录经常由 军人 或 外交官 为作序推荐，赞赏 战地新闻报道 为中国 军事和外交 发展提供的借鉴，认为 战地报道 可以帮助中国读者了解现代战争的真实一面。

        中国 战地记者 在耳濡目染之下，经常将 军队战士 的形象内化为自身的职业角色认知，将自己比作“ 现代新闻战争 ” ( 胡锡进，1997，p.4 ) 中的战士，“ 面对成百上千的外国记者 …… 要为维护中国记者的荣誉和尊严而战 ” ( 刘卫兵，2003，p.297 )。

        眼睛 与 战士 的 两种 带有浪漫色彩的 隐喻，呈现了中国 战地记者 介于 中立与参与 之间的角色认同。中国 战地记者 一方面站在客观报道的立场上，努力帮助中国民众乃至世界民众了解战争的残酷真相，尝试揭示战争背后的复杂社会语境，同时又受到中国新闻实践传统和爱国主义的影响，强调为中国的军队建设和外交政策提供信息依据，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到社会发展之中。在这 两种角色 隐喻的交互驱动下，中国 战地记者 建构起关于自身 从业动机、技能 和 伦理 的职业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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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利益 与 个人体验：  中国 战地记者 的从业动机话语

        不同于西方 战地记者 常在 回忆录 中将从业动机归结于对 冒险 的想象，中国 战地记者 在陈述工作动机时通常会强调对 集体利益 的考量。

        不少 新华社记者 认为“ 凡是有新闻的地方，一定要有新华社的记者 ” ( 赵建伟，2006，p.6 )，抱着“ 当新华社摄影翅膀上的硬羽毛 ” ( 唐师曾，1998，p.280 ) 的心情奔赴前线，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来扩大中国媒体的影响力。

        首位常驻加沙的记者 马晓霖 说：“ 加沙虽然是让记者诅咒不已渴望逃离的生活地狱，但一定要保住‘ 新华社加沙某月某日电 ’这个在国内媒体中具有 独家色彩 的发稿标志。” ( 马晓霖，2002，p.386 ) 在维护集体利益的使命驱动下，中国 战地记者 历经风险“ 只求换回一句美妙的评价‘ 不辱使命 ’” ( 杜震，2002，p.2 )。任职于 市场化媒体的 闾丘露薇 则从 职业竞争 的角度，认为华文媒体应当为自己的受众负责，提供与西方媒体不同的报道角度，赶赴战场参加报道是记者职业的内在要求 ( 闾丘露薇，2002，pp.47-48 )。

        这种 集体主义精神 同样体现于中国 战地记者 对前辈同行的高度评价，认为前辈的成就是激励自己投身战地报道的重要因素。唐师曾 将报道过二战的 萧乾 作为自己从事战地报道的 精神偶像 ( 唐师曾，2001，p.9 )。而 唐师曾 在战地报道中的活跃表现，又被 水均益、周轶君 等记者奉为职业 楷模。马晓霖 在巴以冲突现场的采访经验和勇气，给接替他常驻加沙的 杜震 提供了精神支持 ( 杜震，2002，p.253 )。安替 则认为 闾丘露薇 的职业精神改变了自己的新闻观念，促使自己投身战争报道 ( 师永刚，2003，p.219 )。

        除了集体的感召外，也有许多 战地记者 将冒险从事战地报道归结为自身专业背景或生活经历等个人原因。不少记者出于对中东国家和穆斯林文化的浓厚兴趣，主动申请去战乱国家实地观察 ( 闫亮，2012，序言；赵悦、杨媛媛，2012，p.3；刘茁野，2017，p.1 )。

        有些记者则是出于对新闻实践的热爱和反思，希望到战场上一试身手，例如摄影记者 李晓果 认为，阿富汗战争 报道使他多年来对灾难和战地摄影的思考有了实践的良机 ( 李晓果，2003，p.11 )。还有一类记者厌倦了庸常的二手新闻编辑，希望切换职业轨道，例如 刘洪 不满于蜗居国内编辑国际新闻而导致棱角渐被消磨，希望到战场上去寻找新闻的 真义 ( 刘洪，2007，p.116 )； 周轶君 同样不喜欢隔岸观火地做新闻，她自陈最初报名常驻加沙是出于对经历和荣誉的渴望，但是每日上演的生死，很快将虚荣心涤荡干净 ( 周轶君，2017，前言 )。

        因此，中国 战地记者 一方面强调战地报道之于集体利益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会用富有浪漫色彩的笔调渲染战地报道之于个人生命体验的拓展和升华。

        水均益 说：“ 当我站在 萨拉热窝 的死亡大道上采访时 …… 我感到了一种神圣，体会到了生命的价值。”( 水均益，2015，p.3 )

        胡锡进 说：“ 正是在徒步迷路在坟地般黑暗的废墟中间、惶惶不安的时候，我感到了记者职业的美。” ( 胡锡进，1997，p.6 ) 类似的神圣化叙事经常出现在早期中国 战地记者 笔端，而新生代的 战地记者 则为战地报道赋予了更多私人化的情感体验，经常将战地采访比喻成跌宕起伏的恋爱。例如央视记者 王梦 认为 利比亚 对自己来说“ 就像是一位刚分手的情人 ” ( 王梦，2012，p.7 )，新华社记者 陈聪 则认为自己的战地 回忆录“ 明线是驻叙利亚期间的重大事件和局势进展，暗线是一段恋爱始末可能经历的‘ 相见 — 初识 — 恋爱 — 浴火 — 死亡 — 新生 ’的顺序 ”( 陈聪，2016，p.2 )。

        师夷长技以制夷：  中国 战地记者 的职业技能话语

        由于战场上无处不在的危险和瞬息万变的突发事件，快速反应被中国 战地记者 认为是 战地新闻 工作所需的核心素质，需要“ 凭与生俱来的新闻本能追逐异动，以新闻的特点、速度即刻传播信息 ” ( 唐师曾，2013，再版前言 )。

        其次，战地记者 需要擅长交际 ( 水均益，2015，p.316 )，要“ 学会脸皮厚和上蹿下跳的本领 ”，与各国同行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拓展消息网络 ( 顾正龙，2018 )。再次，中国 战地记者 强调战地报道对心性的考验，战地报道“ 不需要特别的设备或技术，只需要坚强的神经和不受干扰的情绪 ” ( 黄敬文，2006，p.3 )，避免因为感情太过丰富而陷入在新闻之中 ( 闾丘露薇，2002，p.254 ) ，只有具备一定的激情、理想主义和“ 麻木 ”的职业习惯才能坚持下去 ( 邱永峥，2012，前言 )。

        在中国 战地记者 职业技能的发展中，西方 战地记者 构成了在场的“ 他者 ”，既是竞争的对手，又是学习的对象。自海湾战争以来，西方媒体成熟的 战地报道 体系、充足的资金和精良的设备，每每给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竞争的中国 战地记者 留下深刻印象。唐师曾 在海湾战场上结识了众多西方记者，认为他们“ 大多智力超群，野心勃勃，经验丰富，不仅爱钱更爱荣誉，有强烈的职业自豪感 ” ( 唐师曾，1994，p.272 )。

        到了 1995年 波黑战争爆发时，胡锡进 奔赴前线采访的驱动力也是与西方记者一较高下，他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西方同行的职业献身精神和优厚的工作条件，特意在回忆录中辟出一章介绍西方 战地记者 的工作状况 ( 胡锡进，1997 )。同样在报道 波黑战争 时，江亚平 看到整个南斯拉夫地区 记者 死亡人数已超百名，萌生了“ 今天的 中国记者 也到了将自己名字刻在世界 殉职记者 名录上的时候了 ”的念头 ( 江亚平，1997，p.308 )。

        总体而言，中国 战地记者 认为自己的敬业精神和勇气并不输给西方同行，最欠缺的是战地报道经验 ( 刘洪，2002，p.46 )，具体包括灵活机动地应对突发状况 ( 刘卫兵，2003，p.327 )，主动开发当地的信息源和关系网络，以及身体素质、安全意识和装备等 ( 邱永峥，2012，后记 )。因此，战地经验 也被中国 战地记者 认为是最重要的素质，“ 一家没有任何经验的媒体将记者派往前线是不负责的，一个没有任何累积的记者上战场同样不负责 ” ( 邱永峥，2012，p.303 )。

        为了弥补经验的不足，中国 战地记者 认为自己的优势是吃苦耐劳，通过早起晚睡、拼命工作来与西方同行竞争。除此之外，中国战地记者认为自己更加关注战火下老百姓的生活，传递呼唤和平、反对战争的声音 ( 陈俊锋、戚恒，2001，pp.2-3 )。相比西方同行对个人能力的强调，中国 战地记者 更加强调责任心、荣誉感、团队协作、政策把控以及服从外事纪律和编辑部的整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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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陪伴

       在 伊拉克战争 中，凭借当地报道员 贾迈勒 的快速反应，新华社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发布 伊拉克战争爆发 信息的通讯社，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一事件被几乎所有参与过 伊拉克战争报道 的中国大陆 战地记者 在回忆录中重点提及，建构成中国 战地新闻 报道历史中的荣光时刻，既为中国 战地记者 确立了追赶乃至超越西方同行的信心，同时也确证了快速反应和拓展当地信源网络的技能价值。

        维护职业范式：  中国 战地记者 的伦理反思话语

        战地记者 围绕自身职业的公开反思集中于 两个 方面。首先是 反思自身职业 的存在意义，特别是 战地报道 对那些深受战争之苦的平民究竟有何帮助。中国 战地记者 在回忆录中普遍流露出浓重的 无力感 和 愧疚 之情，他们发现记者总是从别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后回到正常生活中，留下那些当地朋友继续饱受战火 折磨 ( 周轶君，2017，后记 )。有时 战地记者 的出现反而会激起对立双方的亢奋情绪，成为冲突的催化剂，更使战地记者痛苦不已 ( 刘洪，2005，p.11 )。

        闾丘露薇 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引发国际上对在伊拉克战争中受伤的男孩哈吉的关注，但她知道相比于西方媒体，中国媒体的声音微弱，难以引发国际关注，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 闾丘露薇，2003，p.43 )。冯韵娴 在利比亚采访时被反对派困在酒店中，自身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媒体作用的局限，认为媒体除了“ 充当政客的传声筒和广告 ”之外，并不能改变现实的灾难 ( 冯韵娴，2019 )。

        其次，回忆录 是 战地记者 反思职业伦理、修复职业范式的重要话语空间。由于 战地报道 受到交战双方的严格管控，中国 战地记者 普遍担心媒体被深谙宣传之术的政客所操纵，强调必须对战争双方的宣传都保持必要的警惕，进行客观独立的报道 ( 刘洪，2005，p.49；邱永峥，2010，p.7 )。

        此外，中国 战地记者 与当地平民共同承担战火的痛苦，大多认为战地氛围和生活体验有可能影响自己报道的深度和客观性。常驻加沙的 马晓霖 承认在被占领土上日夜生活的经历，使得自己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的苦痛感受最深 ( 马晓霖，2001，p.5 )。而常驻以色列的 刘洪 则更多描写以色列人的苦难 ( 刘洪，2005，序言 )。聂晓阳 初入以色列时本想更多报道社会、文化类的新闻，但很快就受到紧张的局势和当地媒体氛围的同化，只好和其他记者一样专注政治人物和军事报道 ( 聂晓阳，2003，p.68 )。

        相比于西方 战地记者 经常在 回忆录 中批评同行的种种表现，并以此维护自身职业的纯洁性，中国 战地记者 很少公开批评本国同行，更多地表现出团结的一面，流露出同行之间的惺惺相惜，将实践成果归功于同行的并肩协作和接力报道，强调 战地记者 绝非“ 独行侠 ”，战地记者 冒着生命危险写出的报道是整个新闻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 杜震，2002，p.267 )。

       “ 如果说是 英雄 的话，所有在前线采访的 记者同仁 都是英雄，而始终站在身后帮助我、鼓励我的 新华社和祖国 才是真正的英雄 ”( 刘卫兵，2003，p.328 )。唐师曾、马晓霖 等 战地先驱 经常给 后辈记者 的 战地回忆录 作序推荐，强调这些作品与先前作品之间的衔接与发展，正如 马晓霖 在给 《 记者夫妻的中东时光 》 写的序中所说，“ 这部著作会和此前常驻巴以同仁的不同记述一起，构成当代巴以冲突的连续剧 ”( 赵悦、杨媛媛，2012，序言 )。

        在 伊拉克战争 中，因上级指示被迫撤离巴格达的 水均益 被舆论指责为逃兵，中国大陆 战地记者 群体的职业正当性在公共领域中面临危机。对此，涉及此事的中国 战地记者 在回忆录中表现得团结一致，称赞 水均益 的专业表现，解释他面临的管理结构限制，呼吁公众对 战地记者 多一些同情和理解，水均益 本人则在多年后出版的 回忆录 中以大量篇幅再现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澄清公众误会，通过话语协作来化解外界对自身职业的批评。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 49部 中国 战地记者回忆录 的文本分析发现，战地记者 会在回忆录中讲述自己在战地报道中的惊险经历、披露耳闻目睹的同行伤亡和难以平复的精神创伤，同时在 角色认知、从业动机、职业技能 和 伦理反思 四个 主要面向上建构自身的职业文化。

        在 角色认知 方面，中国战地记者将 眼睛 和 战士 作为自身职业的隐喻，既重视如实、客观地向中国民众报道战争真相，又强调像战士一样打破西方媒体的新闻垄断，同时为中国的军队建设和外交政策提供信息依据。

        在 从业动机 方面，中国 战地记者 强调为 集体利益 服务，将实践成果归功于同行的合作与接力，同时也会用浪漫化的语言渲染战地报道对个人生命体验的拓展和升华。

        在 职业技能 层面，中国 战地记者 在与西方竞争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认为快速的反应、坚强的心灵、丰富的人脉、无畏的勇气和丰富的经验是战地记者所需的核心素质。

        在 伦理反思 方面，中国 战地记者 不断公开反思自身职业的意义，时常流露出无力解决问题的痛苦与惶惑，但在职业伦理方面，都会强调以客观、真实报道为旨归，并且倾向于公开赞赏同行的勇气和智慧，共同维护战地记者的文化权威。

        本文分析的 49部 回忆录，最早出版于 1993年，最晚出版于 2019年，前后历时 26年，见证了中国战地记者职业从青涩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

        中国 战地记者 职业走向成熟的过程，深刻地受到西方战地记者职业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渠道：  一方面，罗伯特 · 卡帕 等国际 知名战地记者 的回忆录和传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被翻译成中文，这些著作中洋溢的职业勇气和道德理想感染了中国 战地记者，绝大多数中国 战地记者 都会在回忆录中提到 罗伯特 · 卡帕 或他的名言“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以此作为指导自身实践的重要理念；  另一方面，中国 战地记者 在历次战地报道中亲身接触到欧美各大通讯社和 知名媒体的 战地记者，在合作与竞争中真切地感受到西方同行令人敬佩的能力和素养，促使自己积极地向西方同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实践技能。

        随着 新闻文化 的全球流动，中国 战地记者 在许多方面与西方 战地记者 变得更加相像，但其精神内核依旧深植于中国的 政治制度、文化传统 和 新闻实践 传统之中。中国 战地记者 在 回忆录 中建构起不同于西方同行的职业话语，由此浮现出一种凝聚的新闻职业文化，这种职业文化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分别表现出强调竞争与合作的不同面向。

        在国际层面，中国 战地记者 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混杂着职业荣誉感和民族自尊心，努力在全球新闻战中发出中国的独家声音，既要向西方 战地记者 学习，又要与之竞争并寻求超越。在国内层面，中国 战地记者 则将团队协作置于首位，强调服从纪律而非率性而为，同行之间更倾向于相互鼓励而非激烈竞争，前辈记者与后辈记者通过作序、推荐、致谢等“ 副文本 ”展开互动，将 战地新闻业 的技艺和精神连绵传承下去，构筑起坚实的职业共同体。

        这些公开出版的 战地回忆录，将 战地记者 的日常生活和职业文化面向公众进行展示，提升了战地记者的公众知名度和影响力，激发公众对于战地新闻业的兴趣，同时也要接受公众的质疑与评判，而公众的评判又反过来成为战地新闻报道自我改革与完善的外部动力，共同推动着中国战地新闻业走向成熟。

        本文尝试以战地回忆录作为经验材料来考察 战地记者 的职业文化，为记者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路径，但这一路径目前尚缺少科学、规范的操作规程，而且本文仅仅关注 战地记者 阐释自身职业的话语，略过了战地回忆录中更多有价值的分析素材，例如记者关于战争和自我经历的叙事结构、修辞方式和道德话语等，都有待更多研究予以补充和深化。

        其中 周轶君 的著作《 离上帝最近 》再版更名为《 中东死生门 》，聂晓阳 的著作《 为历史流泪 》和《 在耶路撒冷的日子里 》后整合再版为《 行走战地 》，表格中出版时间以初次出版为准。由于目前缺少关于中国 战地记者 回忆录的汇总统计，笔者已经利用各种关键词尽力搜寻，然而不免仍有遗珠之憾，谨在此就可能出现的遗漏情况向相关作者致以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