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心智障碍者家庭的困境: 谁能为他们的后半生负责?
“ 姐姐以后就靠你了,” 这是妈妈最常对 汪媛 说的话。
今年3月,她刚辞去在北京月薪 九千 的工作,待业在家。作为家庭中的 二胎,汪媛 从出生那一刻似乎就背负着父母的某种期待。很小的时候,她就知道 姐姐 是 心智障碍者,父母选择生二胎,也是因为周围人的劝说 —— 第一个孩子已经这样了,至少要生一个健康的。从小到大,她一直接受着“ 姐姐就靠你了 ”的叮嘱,满心要“ 拯救家庭 ” 。
最近的一次争吵,母亲催她结婚,脱口而出,“ 你如果不结婚的话,一个人怎么养我? 你姐以后不也是得靠你吗? ”
与她同样在北京工作的 戴力,自父母 去世 数年后,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把 心智障碍 的弟弟从家乡 福利院 接到身边。
弟弟 已经成年,早没了当年的影子 —— 那个更被父母宠爱的 男孩。小学时,弟弟 把 戴力 辛苦攒了几十罐玻璃弹珠全都输给了其他小孩,那是他一颗一颗赢回来的。母亲的态度很平淡,” 你是哥哥,尤其弟弟还这么特殊,要让着他。”
此去经年,失去 双亲 的 兄弟俩,一个求学,另一个辗转在亲戚家和福利院,时常被打骂。兄弟俩 经年重逢,产生了巨大 摩擦。争执吵架,弟弟 离家出走,两人一度甚至产生肢体冲突,戴力 的肩膀被推搡脱臼,不得不去医院。
根据 美国 智能与发展障碍协会 的定义,心智障碍者 是指在 智力功能 和 适应行为 方面有显著 障碍 和 挑战 的人,适应行为表现为 概念的、社会的 和 应用性 的 适应性技能,心智障碍 的情况发生在个体 18岁 以前,一般以 孤独症谱系 障碍、发育迟缓 ( 智力障碍 )、 唐氏综合征、 脑瘫 和 癫痫 造成的 发展障碍,以及其他类型的发展障碍等人群为代表。
因此,汪媛 和 戴力 有另一种称呼,即“ 心智障碍者手足 ”。据 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 我国总人数 及 第二次全国 残疾人抽样调查 推算,2010年末,我国 心智障碍者 约有 1200万 至 2000万。而 心智障碍者手足 的数据却依然缺失,他们隐形于庞大的数据和微小的家庭中。
广州市 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 ( 以下简称“ 扬爱 ” ) 在 2022年初 对 心智障碍者 家庭需求展开调研,共发放 600份 问卷,调研显示,手足家庭 占比 55.38%。
当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群体时,这些 手足 已经长大,他们中的许多人,人生轨迹被默认与另一位 手足 紧紧捆绑,有人在过去 6年 里,必须寸步不离 孤独症 妹妹,不断压缩自己的喘息空间; 一些人清晰感知到不被父母 平等重视 的失衡,未满 18岁 的 周丹 生病时,被父母留在医院,独自就医,而母亲至今仍要帮 9岁 的 心智障碍 弟弟绑鞋带,饭菜舀到弟弟的勺子里再让他吃下。
缺乏社会系统有力支持,随着父母逐渐老迈,心智障碍者 年纪渐长,无处可托,摆在 汪媛 和 戴力 等手足面前的问题越来越清晰:
“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将往何处去? ”
“ 我是真的不想回家 ”
“ 妈,我真的不想回家。” 面对电话那头妈妈关于何时放假的询问,陈吉 终于吐露了心里话。
放假回家对 陈吉 而言,意味着每天寸步不离地照顾 9岁 的 自闭症 妹妹,可能一整天都无法出门,甚至也没机会单独与忙碌的爸妈相处。
过去 6年,陈吉 所有的假期都被用来照料 妹妹。暑假时逢家里店铺旺季,如果父母带着妹妹到店里,稍有不慎妹妹就会跑出去。
母亲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时刻 —— 运气好的时候,在店门口找到妹妹,正蹲着逗流浪猫玩; 运气不好,要一路查沿途的监控才能找到她。因此,对于还是学生的 陈吉 来说,一旦放假,照管妹妹的责任很自然地落在她的身上。
她今年 研三,至今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份实习。每年暑假,她隔着朋友圈感受他人的丰富日常: 室友兴奋地提到,自己做实验的数据“ 很完美 ”; 同学晒出了自己在行业头部企业实习的工位; 校友分享着旅行的风景。陈吉 意识到,自己与同龄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已然无法弥补。
“ 我希望能支配属于自己的假期。我想去实习,或给自己放一个假,我想出去玩一下 ”。在与父母争论的时候,陈吉 内心也在极限拉扯: 店里的生意大概得持续到 晚上10点,如果自己不回家,就意味着妈妈要全天带着妹妹工作,她于心不忍。
作为 心智障碍者 的手足,想要短暂逃离获取喘息的心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 戴力 没得选。
他和弟弟出生在 四川 一个小镇。弟弟 在婴儿期时,由于发烧没得到及时救治,引起了 脑膜炎。弟弟 8岁 的时候,后遗症逐步显露 —— 癫痫。在小镇里,“ 心智障碍 ”这个词太过陌生,大家只觉得,弟弟 比别的孩子学习差一些、难管教一些。
母亲还在世时,弟弟 一直被照顾得很好,随着 父母 相继去世,如何安置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 弟弟 成为横亘在 戴力 面前的难题。
戴力 家在当地经营着一个小旅馆,母亲 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经济状况在亲朋好友中属于上乘,他隐约记得“ 当时亲戚们好像都挺喜欢我们家的,对我和弟弟也很友好。”
但在 戴力 读书时,父母 相继去世,大家变得疏离冷淡,甚至有亲戚将旅馆的家电和家具据为己有。戴力 别无他法,尚未进入社会的他当时却深深明白,只有付出一些利益,他才可以好好办理父亲的 后事,为 弟弟 找到落脚之处。
在家乡,作为家中长子,按照风俗要对前来参加葬礼的长辈亲戚 下跪,以示感谢。对于当时年仅 19岁 的 戴力 而言,下跪多了另一层含义,央求亲戚收留 弟弟。
他反复提起一件事,大二那年,他正在学校图书馆自习,小姨 打来电话,焦躁地告诉他,弟弟 癫痫犯了,要求 戴力 立刻从北京赶到重庆,把 弟弟 带走。无助顿时涌上他的心头,从北京到重庆,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高昂的路费,更重要的是,“ 我原本应该专注在学习上,但突然需要处理很紧急的事情,这件事又是我无法解决的。” 后来 戴力 联系了当地的福利院,委托院长暂时照顾弟弟。
过了不久,戴力 又接到电话,福利院院长告诉 戴力,弟弟有些调皮难管,要求他将弟弟接走。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外公得知此事后,将弟弟接到家中暂住。
2015年,大学毕业的 戴力 找到工作,将弟弟接到身边。过去弟弟在家乡时对自己有个在北京上大学的哥哥总是感到十分骄傲自豪,但随着两人相处时间变长,矛盾和争端也开始显现,弟弟脾气大,力气也大。“ 现在我跟他的关系好像变差了一些,”戴力 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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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度,陈吉 陷入某种痛苦而无法自拔 —— “ 我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有这样的一个妹妹,我怎么可能过好? ”“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接受我、我的家庭、我的妹妹,肯定不会有男生喜欢我,不会有人愿意跟我在一起。”
尽管现在她逐渐克服了这些痛苦情绪,但照顾妹妹的经历让她彻底放弃了未来生育小孩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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