谤誉随焉 骂者越多 名更大哉的 贾平凹

       作者 | 王悦

       陕西作家 贾平凹 已经70岁了，却突然拥有了另外一个名字 “ 浅爹 ”。他女儿 贾浅浅 差一步就进了中国作协，这事闹得沸沸扬扬。

       人们怀疑，贾浅浅 才华不够格进入作协，而她一直顺风顺水不过是因为父亲的名气与“ 关系 ”。

       对于这一切，贾平凹 始终沉默。

       贾平凹 曾经与 路遥、陈忠实 并称陕西文坛“ 三驾马车 ”。路遥、陈忠实 先后离世，如今“ 三驾马车 ”中只有 贾平凹 还在独撑，依然保持着每一两年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步调。

《 故事里的中国 》截图

       贾平凹 原名“ 贾 · 平娃 ”。1973年，21岁 的 平娃 将名字改为“ 平凹 ”，用“ 凹 ”表达自己正视人生道路的崎岖。

       与女儿 贾浅浅 相比，作家的人生道路确实是崎岖的。

       41岁 那年，小说《 废都 》出版没多久就被查禁，直到16年后才获准再版，而 贾平凹 也被扣上“ 流氓作家 ”的帽子。后来，因为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贾平凹又背上“ 为拐卖妇女辩护 ”的骂名。

       贾平凹 自嘲：“ 声名既大，谤亦随焉； 骂者越多，名更大哉。世上哪里仅是单纯的好事或坏事呢？”

       但舆论却不允许 贾平凹 这样“ 通脱 ”，而是对作家有着更多的期待。

陕南的文学青年

       在成为“ 流氓作家 ”以前，贾平凹 是一个出身农民的文学青年。

       1952年出生的 贾平凹，在陕西南部一座偏远的小镇 —— 商洛市 丹凤县 的 棣花镇 —— 度过了童年。

       贾家 20多口人 生活在一起，极度贫困，内部矛盾也不少。贾家四个媳妇轮流给家族做大锅饭，每家的媳妇都尽力让自家的孩子吃上稠饭，别家的孩子就只能吃稀的。

       “ 文化大革命 ”爆发，学校停课。贾平凹 的父亲原本是乡村教师，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接受劳动改造。

       没有了父亲的工资，贾平凹 一家的处境更加艰难。母亲没日没夜替人纺线赚钱，但日子还是一日不济一日。

贾平凹 与母亲 周小娥 /《 文学的故乡 》截图

       多年以后，贾平凹 只要听见“ 嗡儿、嗡儿 ”的声音，就会想到母亲深夜纺线的景象。他在散文《 纺车声声 》中写道：“ 一个灰发的老人在那里摇纺车，身下垫一块蒲团，一条腿屈着，一条腿压在纺车底杆上，那车轮儿转得像一片雾，又像一团梦，分明又是一盘磁带了，唱着低低的、无穷无尽的乡曲 …… ”

       1972年，贾平凹 由于在苗沟水库工地帮忙写标语、播广播，办《 工地战报 》，受到工地赞赏，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他在这一年 4月 底走出秦岭，去西安的 西北大学 读中文系。

       上大学的 贾平凹 几乎天天写作，到处投稿，四处求教。

       他写了 十几万字 的小说、散文、诗歌，但一篇都没有发表。终于在1973年，贾平凹 与同学 冯有源 合写的革命故事《 一双袜子 》在《 群众艺术 》发表，他也从此沿用着 贾平凹 的笔名。

年轻时的 贾平凹 /《 文学的故乡 》截图

       贾平凹 大学毕业后留在西安，分配到 陕西人民出版社 文艺部 工作。“ 文化大革命 ”刚刚结束，文学事业百废待兴。原先的禁锢和教条被打碎，文学上出现了很多新思想、新理论。贾平凹 坐不住了，他贪婪地阅读和写作，想要在文学上闯出自己的天地。

       贾平凹 否定了以前那些声嘶力竭的诗作，也不再为一向得意的编故事才能沾沾自喜。贾平凹 决定写自己熟悉的家乡、熟悉的人和事。

       他的视野也渐渐扩大，不仅看到了生活的光明面，也洞察到了生活的阴暗面。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 作家的一双眼，不再是孩子般的单纯明快，而是成年人般的复杂和沉思 ”。

       贾平凹 的文风从《 山地笔记 》的光明、《 满月儿 》的纯净，转变为《 山镇夜店 》《 年关夜景 》对群众愚昧麻木的精神痼疾做鲜明揭露。师长和朋友对 贾平凹 的“ 离经叛道 ”深感疑虑，批评文章也如潮水般涌来。

       29岁 的年轻作家只有独自把委屈往肚里咽。他后来反思这段创作，向人们道出他心中的爱与恨：“ 我太爱这个世界了，太爱这个民族了；因为爱得太深，我神经的敏感，容不得眼里有一粒沙子，容不得生活里有一点污秽，而变成炽热的冷静，惊喜的慌恐，迫切的嫉恨，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和忧郁。”

       老作家 孙犁 则给予了年轻的 贾平凹 精神支持。1982年，孙犁 在为 贾平凹 的散文集《 月迹 》所写的序文中劝慰道：“ 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清苦和寂寞，忍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会退却的，或者说是销声匿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

《 废都 》与“ 流氓作家 ”

       贾平凹 定居都市 西安，却从没有忘记他的故乡 商洛地区 的农村。

       他结束了随波逐流如“ 流寇 ”般的写作，频繁地回到故乡采风，与朋友为伴，把 商洛地区 七个县 主要村镇都走了一遍。

       从 1983年 到 1988年，贾平凹 接连发表《 商州初录 》《 商州又录 》《 商州三录 》。避开“ 商洛 ”而用古称“ 商州 ”是为了防止读者对号入座。“ 商州 ”固然来源于真实的商洛，但从根本上来说，那是 贾平凹 自己的文学世界。

       《 商州初录 》给 贾平凹 带来很大的声誉，有评论家说他“ 几乎创造了一种文体 ”。

《 文学的故乡 》截图

       贾平凹 则一步步自觉起来，长期坚守着两块阵地，一是 商州，一是 西安。商州 和 西安 分别代表了乡村和城市两种冲突的文明。贾平凹 在两者间来回切换，从 西安 的角度看 商州，从 商州 的角度看 西安。

       一方面，贾平凹 通过文学作品向世人表明，传统生活秩序中存在着有价值的东西，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反照出现存城市文化弊病对人性的扭曲。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传统伦理道德的陈腐扼杀人性的一面，因而热诚呼唤现代文明，认为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只有整合到新的生活结构中，才能存续和发展。

       1987年 出版的长篇小说《 浮躁 》也是一本关于 商州 的书。

       商州 的州河“ 古怪得不可琢磨，清明而又性情暴戾 ”，是 贾平凹 眼中“ 全中国的最浮躁不安的河 ”。这条流淌在小说中的 S形 河流，隐喻了中国被市场经济浪潮席卷的时期，整个社会浮躁的精神状态。

       从 西安 的角度看 商州，贾平凹的作品大获成功，可是当他开始从 商州 的角度看 西安，一顶“ 流氓作家 ”的帽子就扣了下来。

《 文学的故乡 》截图

        1993年7月，长篇小说《 废都 》发表在《 十月 》杂志 第四期，单行本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出版。从 商州 的角度看 西安 并不容易。贾平凹在《 后记 》中说，他在城里住了 20年，却还没写出一部关于城的小说。等到他克服了内疚，要来写这本书的时候，又遭逢了离婚、疾病、官司缠身、父亲病逝等等变故。

       贾平凹在《 后记 》中写道：“ 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人事的困扰，我只有面对 庄之蝶 和 庄之蝶的女人，我也常常处于一种现实与幻想混在一起无法分清的境界里。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上帝给我太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了却把我烧毁。”

       这部“ 在生命的苦难中唯一能安定我破碎了的灵魂 ”的作品将来的命运如何，贾平凹自叹“ 一切都是茫然 ”。

       《 废都 》以 西安 为原型，虚构出了一座“ 西京 ”城。小说主人公 庄之蝶，是一个迷失了自我的知识分子。他的精神无疑是颓废的，但是 贾平凹 有意避免触碰 庄之蝶 的精神世界，而是模仿明清旧白话小说，不厌其烦地写着庸常琐事，这就更显得 庄之蝶 精神之空虚。

《 文学的故乡 》截图

       这本书多细节却没有连贯的情节，行文也少有戏剧性的形容词，照理说是没有人看得下去的。但《 废都 》还营造了传统中国男人“ 一男多女 ”的白日梦，穿插了 庄之蝶 和女人们的性爱描写，这就在社会上掀起了波澜。

       《 废都 》刚刚出版，一时长安纸贵，读者争相购买。评论界则是一片讨伐之声，庄之蝶 成为批评的对象和争议的焦点。

      书出版不到半年，就被 北京市出版局 以“ 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 ”为由查禁。

       《 废都 》的盗版仍在地下流行，贾平凹 转述内行人的评估，正版和各种盗版，加起来超过一千两百万册。

《 文学的故乡 》截图

       在很多读者看来，《 废都 》是 贾平凹 创作的分水岭。《 废都 》前的 贾平凹 是“ 纯洁的 ”，是一个有着理想和抱负的奋斗者形象；《 废都 》后的 贾平凹 则摇身一变，成为一名“ 流氓作家 ”。这顶帽子一戴就是 近20年，“ 20年里，我像受伤的兽躲在洞里舔自己的伤口 ”。

城市与农村的批判

       历经《 废都 》一劫，贾平凹 继续在 商州 和 西安 两块土地上耕耘。在这个过程中，贾平凹 逐渐发现，不管在城里生活多久，他骨子里依然是个农村人。

       他在 2005年 出版的长篇小说《 秦腔 》的后记中写道：“ …… 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 我把农民皮剥了！ 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鸦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上。”

       贾平凹 意识到，农村于他而言是宿命。

       本着这样的自我认知，贾平凹 把目光投向社会转型大潮中的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农村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落寞的人群。国家实行改革，解决了农村的吃饭问题，这是伟大的功绩，但国家的注意力随后转向了城市。

       电影《 野山 》根据 贾平凹 小说《 鸡窝洼的人家 》改编，讲述了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小山村鸡窝洼的两对夫妻的故事

       贾平凹 曾在散文《 从棣花到西安 》中写道：“ 在好长时间里，我老认为西安越来越大，像一张大嘴，吞吸着方圆几百里的财富和人才，而乡下，像我的老家 棣花，却越来越小。”

       农村的社会压力累积起来，形成种种社会问题。贾平凹 站在故乡街巷的石碾盘前思索：“ 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 ”

       贾平凹 一部接一部的长篇小说，都在对农村的落后和城市的弊病作“ 双重的批判 ”。《 土门（1996） 》写大城市的发展吞噬了农村的故事。《 高老庄（1998） 》则批判传统农耕文化的种种弊害。《 怀念狼（2000） 》想要表明，没有了天敌的狼群，商州 的人也就没有了生气。《 秦腔（2005） 》更是要“ 为故乡竖一块牌子 ”……

       不过，贾平凹没有想到，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极花 》又带来不小的麻烦。

      《 极花 》也是写农村和农民，只不过取材于拐卖妇女的真实故事。引起麻烦的首先倒不是小说本身，而是他接受《 北京青年报 》的采访与记者的问答。

       记者问 贾平凹，“ 把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男性娶不到媳妇的事，安放在一个妇女被拐卖的事情中 ”是否“ 太男性视角了 ”？

       贾平凹 则答说：“ 如果不走近人贩子，你肯定是愤怒的，恨不得把人贩子和买这个女人的人千刀万剐。但是为什么从被拐卖的 胡蝶 眼中，观察这群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的人，他们生活的困难，村里没有女人的情况，是我们没了解的。”

贾平凹 接受《 北京青年报 》的采访与记者的问答。

       记者继续追问，贾平凹 也继续答话，可是越答越糟，竟然讲出这样的话：“ 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 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 …… ”

       “ 我是说，要有防范能力，不为了金钱相信别人，就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遭遇。这个人贩子，黑亮 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众多批评中，有一种声音认为，贾平凹 以男权视角将“ 农村剩男 ”找不到媳妇的焦虑，凌驾于女性的痛苦之上，女性沦为提供性服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城市必然优越于乡村，隐藏了巨大罪恶的乡村消失就消失，“ 不值得缅怀 ”。

       贾平凹 却只对媒体说，记者对他的话断章取义，引起了公众误读。除此之外，他无意解释更多，因为作品写完之后，就应当让作品本身说话。

超越批判的可能

       固然，我们可以回到小说《 极花 》本身及其写作过程，去反驳大部分脱离了文本的批评。

       胡蝶 的原型，是作者一位陕西老乡的女儿。老乡夫妇在西安城里拾破烂，女儿在饭馆里端盘子，却被人骗，拐卖到了山西。贾平凹 听说后，立马和朋友联系了派出所，还自己出钱补贴出警的花销。解救行动的当晚，贾平凹 一直焦急守候在电话前，直到派出所打来，通知解救成功。

       但令 贾平凹“ 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的是，被救的女孩半年后又回到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

       在《 极花 》的结尾，胡蝶 也回到了被拐卖的乡村，这并非作者一厢情愿的粉饰，而是有所本源的结局。

        不过，我们还是应当承认，贾平凹 的写作理想与互联网偏好的激烈控诉并不一致。他在《 极花 》的后记中说：“ 大转型期 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的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

       贾平凹 认同揭露和批判的作品存在的必然性，原定的《 极花 》也是 胡蝶 要控诉，但作品有自己的内在逻辑，贾平凹 慢慢也开始自问：“ 我们的作品里，尤其小说里，写恶的东西都能写到极端，而写善却从未写到极致？”

       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避免时兴的“ 一种用笔很狠、很极端的叙述 ”，而贴近 水墨画 的 写意，“ 从而克服将现成‘ 社会新闻 ’简单移植进艺术世界的急切和粗糙，注重接地气、引活水，深度夯入生活的地层，刻画生活湍流里普通人的浮沉 ”。可惜，理想终归是理想，落实到具体作品，恐怕力有未逮。读者未必能领会作者的用意，而作者还落下了“ 为拐卖妇女辩护 ”的骂名。

《 文学的故乡 》截图

       作家莫言曾经说，“ 贾平凹先生 低调、谦和，这是有口皆碑的 ”，但时代已经不容许 贾平凹 低调下去。互联网舆论越来越希望作家不要躲进书斋，而能肩负起知识分子批判的责任。

       贾平凹 却依然故我，从不对“ 社会新闻 ”做直接的回应，甚至拿古人的对联自嘲： 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 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2021年12月，西安 因为疫情封控，贾平凹 寄语“ 一定会战胜疫情，我们西安人一定会平安康顺 ”，引来不少人失望。

       今年1月，“ 拐卖妇女 ”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贾平凹 2016年接受采访说过的话又被人翻出来批判一番，贾平凹 还是什么也没说。再来就是最近 贾平凹 的女儿入作协的争议，70岁的 小说家 也并未发一语。

        贾平凹 曾在《 高老庄 》后记中写道：“ 我在缓慢地、步步为营地推动着我的战车，不管其中有过多少困难，受过多少热讽冷刺甚或误解和打击，我的好处是依然不调头就走。生活如同是一片巨大的泥淖，精神却是莲日日生起，盼望着浮出水面绽出一朵花来。”

       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是 贾平凹 最高的精神理想。他曾经不吝把这个意象赠给老乡 刘高兴，一位快活的农民工，小说《 高兴 》的原型，因为 刘高兴 是“ 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 ”。

       但是对世人来说，贾平凹 作为掌握话语权的文人，仅仅“ 独善其身 ”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对于“ 独善其身 ”的可能性，很多人也深表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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